肿瘤|CD：化疗效果好的胃癌患者，都有这几个特点( 二 ) 相关研究|化疗|都有|Jeeyun|患者

通过进一步分析两组肿瘤的突变特征，研究人员发现两组大多数的单核苷酸替换均为C:G>T:A转换。 WES及WTS测序的结果表明， AGC患者在经历2个周期化疗后，肿瘤的基因组变化尚不显著，表明它们不是影响肿瘤免疫微环境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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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研究入组流程及入组患者的基因组特征
接下来，研究人员对化疗前后的RNA-seq数据进行分析，并将肿瘤组织的免疫亚型分为四类：免疫缺失型、纤维化型、免疫富集型及免疫富集/纤维化型。所有肿瘤患者化疗前的TME组成并无明显差异，而在经历2个周期化疗后，基因组变异分析（GSVA）发现与M2型巨噬细胞（主要发挥抗炎、免疫抑制作用）分化相关的基因显著受抑制（P=0.009）；此外， PD-1通路相关的基因被明显激活（P=0.033），尤其是在响应型患者中（图2A-B）。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治疗前（n=11）及治疗后（n=7）肿瘤组织的scRNA-seq结果，并鉴定出7种主要的细胞亚群：上皮细胞，间质细胞， T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髓样细胞， B细胞，血小板及未分类细胞。他们发现T细胞比例在化疗后的肿瘤中有增加趋势，对于响应型患者而言，效应CD8 T细胞在化疗后的中位百分比（46.1%）也明显高于化疗前（39.5%）。另一方面，在无响应型患者中，化疗后耗竭T细胞的中位百分比（14%）也高于化疗前（10.5%）。相比于响应型患者，无响应型患者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中位比例明显升高（79.1%），而在化疗后又进一步升高（86.7%）（图2C-D）。
为了明确化疗对肿瘤微环境中T细胞的调控机制，他们对化疗前后的上皮细胞中免疫信号通路的变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化疗后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家族（DAMPs）的代表性基因（如ANXA1、HMGB1）的表达均显著上调；此外，对于HER2阳性的患者而言，固有免疫信号通路中的相关基因（如cGAS、STING）的表达在化疗后也明显上调（图2E）。这些结果提示，传统化疗药物可能通过重组T细胞组分，及激活固有免疫细胞而重塑部分AGC患者的肿瘤免疫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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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化疗前后肿瘤组织信号通路及免疫微环境的变化情况
那么，抗原提呈细胞是否也参与免疫重塑的过程呢？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将髓样细胞细分为5个亚型，并重点关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这一亚型，结果显示在化疗前后该亚型细胞的差异表达基因高达1003个。其中促炎相关基因及MHC I类抗原递呈基因在化疗后显著上调；而抗炎分子在化疗后则明显下调（图3A-B）。除观察到基因的差异表达外，信号通路的变化趋势也与之类似（图3C）。
随后，研究者还对TAM的分化轨迹进行了重建，将表达单细胞样巨噬细胞分子标志物（CD14 ， FCN1）的细胞群作为分化起点，根据拟时序分析得到两种分化轨迹，一种为M2型巨噬细胞，另一种为M1型巨噬细胞。化疗前肿瘤组织中， M2型巨噬细胞的比例（91.9%）显著高于M1型巨噬细胞（8.1%）；而经历2个周期化疗后， M1型巨噬细胞比例显著增加（35.8%）。这一数据提示化疗药物也诱导了M1/M2的极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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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化疗对TAM分化的影响
为了验证化疗药物对TME的调控过程，研究人员又选择了另一个包含17名AGC患者的临床队列进行验证，所得结果也与前期研究结果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