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 _阴盘奇门遁甲实战案例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5月26日），在敦煌莫高窟寄居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的积沙时，沙出壁裂，发现一个隐藏的密室。开启的时候，这个小洞窟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成捆的经卷、文书，从地面垒到屋顶，甚为壮观。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第17号洞窟。
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50000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书，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写本经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文字写本。除了文献之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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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王圆箓
藏经洞发现后，消息不胫而走。王道士先后取部分写本、佛画等分赠给敦煌县令汪宗翰、肃州兵备道官员廷栋，当时的甘肃学政高级官员叶昌炽很快也得到了下级进贡的经卷。藏经洞文书开始了最初在国内流散的过程。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颓势难挽的末期，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运费无从筹措之由，未能将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的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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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清廷腐败、国家无度。六月，美、英、法、德、俄、奥、意、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八月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国宝、文物被肆意破坏、掠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几乎与此相同，敦煌遗书连同中国大地的众多珍宝，正是在这混乱时期频繁遭到列强探险家的巧取和掠夺。
1905年10月，俄人奥勃鲁切夫从内蒙古黑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其中既有几个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手稿。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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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

伯希和在被他称为“至圣所”的藏经洞中翻捡经卷
1907年，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英国人斯坦因巧名布施，以白银一百八十两哄骗王圆箓，获取经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暂存在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竟无人过问。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用银五百两，再次从王圆箓手中获取经卷约六百件。斯坦因两次获取藏经洞文物共计万余件。

斯坦因
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吉川小一郎用白银三百五十两，获取写经四百余卷，带走莫高窟塑像两尊。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团在莫高窟停驻五个多月，测绘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临摹绘画数百张，拍摄照片约三千张，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多身彩塑，带走莫高窟南北区清理发掘出的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加上在敦煌当地收购大批文物和各类绘画、经卷文书二百余件，装满了几大车。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至莫高窟，在藏经洞文书已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用化学胶水剥取壁画二十余幅，以白银七十两，获取盛唐彩塑一尊。1925年，华尔纳又一次组织考察队至敦煌，因敦煌民众的反对和官方阻止，大规模盗剥壁画的阴谋才告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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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
需要注意的是，1910年，当中国学者通过法国人伯希和得知了藏经洞流失的情况后，在罗振玉等人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派专员回收剩余的敦煌文书回京。然而，又因为押运官员的贪欲和疏忽，大量经卷又在运送途中散失、破坏。
藏经洞的文物，绝大部分经由道士王圆箓之手流失而出。当时，王圆箓的注意力正放在募化善款、营修庙宇上，希望借助发现藏经洞得来的声望，建功立业、光耀门庭。在他眼中，这些佛教洞窟中的文书经卷或许只是必要时可以私下作为“法物流通”，与“布施者”交换得利的稀罕物。由于他不能确切知晓这些陈旧的经卷究竟蕴含多少文化价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导致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
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可以归咎于王圆箓的无知和私欲，却也必须考虑到特定时代国家文化衰微的复杂情况，以及每一个当事人的精神麻木和责任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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