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为何能受到乾隆的重用 乾隆为什么重用和珅

乾隆为何要重用和珅, 致使大清盛世由盛而衰?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 要知道, 乾隆皇帝不是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阿斗, 也不是谕令以野菜度日的饥民食肉糜的蠢君晋惠帝, 而是执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备的英君 。 那么他为何要犯此大错呢?下面的两篇御制文章或许是解读这一问题的极好材料 。

和珅为何能受到乾隆的重用  乾隆为什么重用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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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的《御制古稀说》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年满七十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 接受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贝勒和朝鲜使臣的庆贺 。 江苏学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万寿、御制古稀天子之宝, 撰进颂册, 乾隆帝十分欢喜, 对其予以褒奖, 并作《御制古稀说》:
余以今年登七帙, 因用杜甫句, 刻古稀天子之宝 。 ……古人有言, 颂不忘规 。 兹元瑞之九颂, 徒见其颂, 而未见其规, 在元瑞为得半而失半, 然使予观其颂, 洋洋自满, 遂以为诚若此, 则不但失半, 又且失全, 予何肯如是 。 夫由斯不自满, 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 以是为敬天之本, 必益凛旦明, 毋敢或逾也 。 以是为法祖之规, 必思继前烈, 而慎聪听也 。 以是勤民, 庶无始终之变耳 。 以是典学为实学, 以是奋武非黩武, 以是筹边非凿空, 以是制作非虚饰 。 若夫用人行政, 旰食宵衣, 孰不以是为慎修思永之枢机乎 。
更惓思之, 三代以上弗论矣, 三代以下, 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 才得六人, 已见之近作矣 。 至乎得国之正, 扩土之广, 臣服之普, 民庶之安, 虽非大当, 可谓小康 。 且前代所以亡国者, 曰强藩, 曰外患, 曰权臣, 曰外戚, 曰女谒, 曰宦寺, 曰奸臣, 曰佞幸, 今皆无一仿佛者 。 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 元、明二祖, 为创业之君, 礼乐政刑有未遑焉 。 其余四帝, 予所不足为法, 而其时其政, 亦岂有若今日哉, 是诚古稀而已矣 。 夫值此古稀者, 非上天所赐乎 。 天赐古稀于予, 而予设弗以敬承之, 弗励慎终如始之志, 以竭力敬天法祖, 勤政爱民, 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 栗栗危惧, 诚恐慌而有所陨越, 将辜天恩, 予又何敢如是 。 然则元瑞九颂, 有裨于予者大焉, 故为之说如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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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此文中, 将自己的性格、志向、态度讲得非常清楚 。 大致有四层意思:
其一, 千古一君 。 三代以下, 年过古稀之天子仅有七人, 四君是不足为法的庸碌之辈, 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 亡金国, 入主中原, 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扫平群雄, 驱逐元顺帝, 统一全国, 二君皆有建树 。 但“礼乐政刑有未遑焉”, 言下之意, 当然只有他是千古之中唯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
其二“小康之世” 。 三代以下数千年, 先后出现过许多政权, 多次改朝换代, 其中虽不无有为之主和强盛之国, 但若论“得国之正, 扩土之广, 臣服之普, 民庶之安”, 还算今朝 。
其三, 朝政清明 。 强藩欺主, 外患频仍, 权臣当道, 外戚擅权, 后妃误国, 太监乱政, 奸宦窃威、佞臣骗君, 等等祸害, 曾使多少君主蒙尘, 宫阙换色, 如今这些皆不存在, 乌烟瘴气一扫而空 。
其四, 不骄不停, 乘胜前进 。 如今虽蒙皇天眷佑, 赐小康之政, 且年登古稀之寿, 但不能因此而自满而停滞, 现在仅系“小康”, 还需不断努力, 一定要“敬天法祖, 勤政爱民”否则就会辜负天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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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为何能受到乾隆的重用 乾隆为什么重用和珅】?可以看出, 此时的古稀天子乾隆帝, 还颇为清醒明智, 壮志为泯, 雄心为减, 还想继续励精图治, 以建更大的功勋 。 当然, 这个时候的乾隆帝已经是相当自大了, 而且这一毛病逐渐恶性膨胀, 病毒肆意扩散, 最终酿成大害 。
乾隆帝的《御制十全记》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82岁的乾隆帝因允准廓尔喀国王修贡停兵议和, 亲撰《十全记》, 记述了他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 并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 建盖碑亭, “以昭武功而垂久远 。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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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准廓尔喀归降, 命凯旋归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 盖扑而未发, 兹特叙而记之 。 夫采访人员志也, 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 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 。 ……则予之十全武功, 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 。
十功者, 平准噶尔为二, 定回部为一, 扫金川为二, 靖台湾为一, 降缅甸、安南各一, 即今之受廓尔喀降, 合为十, 其内地之三叛幺么, 弗屑数也 。 前己酉廓尔喀之降, 盖因彼扰藏边界, 发偏师以问罪, 而所遣鄂辉等未宣我武, 巴忠乃迁就完事, 致彼弗惧, 而去岁复来, 以致大掠后藏, 饱欲而归, 使长此以往, 彼将占藏地, 吓众番, 全蜀无宁岁矣 。 是以罪庸臣, 选名将, 励众军, 筹粮饷 。
福康安等感激朕恩, 弗辞劳苦, 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 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 今岁五月遂临贼境, 收复藏边, 攻克贼疆, 履线险如平地, 渡溜要若蹄涔, 绕上袭下, 埋根批吭, 手足胼, 有所弗恤, 七战七胜, 贼人丧胆 。 及兵临阳布, 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 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 而独不敢身诣军营, 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 故不敢出也 。
我武既扬, 必期扫穴犁庭, 不遗一介, 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 即使尽得其地, 而西藏边外, 又数千里之遥, 所谓不可耕而守者, 亦将付之他人, 乃降旨允降班师, 以蒇斯事 。 昔唐太宗之策颉利曰:示之必克, 其和乃固 。 廓尔喀非颉利之比, 唐边殊长安之近, 彼且乞命吁恩, 准之不暇, 又安敢言和乎 。 然今日之宣兵威, 使贼固意求降归顺, 实与唐太宗之论有所符合 。 昔予记土尔扈特之时, 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 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 归降归顺盖并有焉, 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 。
乃知守中国者, 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 。 彼偃武修文之不已, 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 是亦不可不知耳 。 知进知退, 易有明言, 予实服膺弗敢忘, 每于用武之际, 更切深思, 定于志以合乎道, 幸而五十七年之间, 十全武功, 岂非天贶 。 然天贶逾深, 予惧益切, 不敢言感, 惟恐难承, 兢兢惶惶, 以俟天眷, 为归政全人, 夫复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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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御制文充分体现了乾隆帝此时的志得意满、文过饰非、讳败为胜的真实形象 。 总的来看, 乾隆帝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但是至少有五个问题他不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
一, “十全”不全 。 这十次用兵并非每次皆胜, 所谓“十全武功”, 实际功不满十, 一征金川, 见难收兵;缅甸之役, 被迫允和匆忙后撤;出征安南, 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 提督战死, 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 丧权纳币赎地 。 仅此而论, 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 。
二, 胜中有败 。 以取胜之六大武功而言, 也不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而是遭受重大挫折 。 征准部, 定北将军班第丧命于乌兰库图勒;定回疆, 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二征金川, 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中枪而死, 溃败于木果木;征台湾, 参赞大臣险至身亡, 将军常青龟缩于郡城;二征廓尔喀, 七战七捷之后, 大将军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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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敌弱我强, 机遇良好 。 “十全武功”之战败者, 多系弱于清朝 。 大、小金川人户不过三万;准噶尔虽威震西北数十年, 当到了乾隆十几年时, 纷争内乱, 一盘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无能;林爽文、庄大田士卒仅三四万;缅甸、安南虽是传业之主, 但地处偏远, 不愿与清朝对立, 积极争取朝贡修好, 这为乾隆帝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否则这些“武功”也是很难取得的 。
四, 军威不壮 。 八旗劲旅昔日虽曾名扬天下, 攻无不克 。 然而先祖的赫赫战功, 到了乾隆时代已是历史陈迹, 入主中原一百多年来, 八旗子弟坐享厚禄, 养尊处优, 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不文不武、贪生怕死的纨绔子弟 。
乾隆时代唯一算略有帅才的仅是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 能算得上勇将且屡立功勋的, 也只有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一人 。 另外, 兆惠、明瑞、福康安也算是颇能征战之将, 其余多达数千名的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副将, 就很难说又什么重大贡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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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指挥失误 。 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挥, 应当说还算卓有成效, 在大多数战役中, 他的决策和部署还是明智的, 这是主流不能抹杀 。 但是, 他也经常出错, 调度欠妥, 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选错了对象、时间、将领的条件下进行的, 只能以不胜而胜结束 。
这些重大的问题本来应该在总结十次用兵的《十全记》中反映出来, 可是乾隆帝对此只字不提,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自满骄傲、讳过喜功的心理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程度 。
自诩明君的乾隆帝在晚年时, 已经没有他先年的励精图治、知错就改、转失败为胜利、化挫折为成功的气魄了, 而变成为盲目自大、文过饰非的昏庸之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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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的这种思想境界, 使得奸佞小人得以托其所好, 乘虚而入 。 正是这些致命的弱点, 才为和珅之辈专权敞开了大门, 才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促进形成的“盛世”, 逐渐转向衰落, 大清的国运也就此陷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