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刑,司马迁受宫刑的样子

《司马迁为李陵脱罪腐刑，被汉武帝施以腐刑，汉武帝很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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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李陵传】:“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上下士，甚得名誉。”“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塞，击右贤王于天山。”“诏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我发军多，毋骑与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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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司马迁之祸，必须先弄清楚李陵失败的原因。李陵失败有五条。
（1）、调度失和，互相不服气，不配合。李陵不愿给李广利做后援，路博德不愿给李陵做后援。
（2）、李陵非常骄傲狂妄，汉武帝说没有骑兵给她，他说自己带五千步兵就可以直捣龙庭，骄兵必败。和主帅李广利不对付，帝曰：将与相失和也。
（3）、李陵不听命令，不按计划行事。计划让他出西河，他出居延海，剑走边锋，和主力部队不能协调作战。
【腐刑,司马迁受宫刑的样子】（4）、孤军深入，和友军不密切配合，不听后援“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建议，甩开后援单干。
（5）、作战虽勇，但孤军深入，被三万匈奴兵围。斩杀虽多，也不能突围，李陵降后，其部下逃散而回者400人。
（一）此次战役，汉军三路总兵力约五万，匈奴总兵力八万。汉军由于李陵赌气自负，导致三路汉军各自为战。李广利遭遇匈奴主力，斩杀一万多人，突围回来；路博德部亦遭匈奴围困，突围回来数千人；李陵被三万匈奴兵围困，李陵与韩延年帅汉军突围，韩延年战死，有400汉军回来，惟有李陵投降了。
根据《汉书》的记载，李陵军击杀匈奴兵不超过五千人，而司马迁把李陵击杀匈奴兵，夸张成一万多人。汉武帝非常爱惜李陵，一直想抢回李陵，李陵在匈奴一年后，汉武帝还让公孙敖发兵去抢李陵。此事有误会，传言李陵为“单于”设兵阻击汉军。才导致汉武帝下决心杀了李陵家属。后，使者见李陵，李陵解释说，是李续不是李陵。杀李陵三族是国家法度，不是汉武帝个人的恩怨。至于说，国家法度夷灭李陵三族是否合理，不能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那个时候的法律就是那样规定的。第一为谋逆造反，灭九族。第二为，变节叛国投降，夷三族。
（二）：司马迁和李陵是亲戚关系，司马迁娶了李陵的堂妹为妻，李陵就是司马迁的大舅哥，司马迁的太史令也是李陵向汉武帝推荐的。从私情的角度来说，司马迁为李陵投降脱罪，说明司马迁为人有情有义；但是，从公家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夸大李陵的战功，为李陵投降做辩解，是徇私舞弊的丑恶行为。
《李陵传》：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为李陵脱罪，在情节上有情可原，但是于国家法度不容。李陵变节投降是仅次于谋逆的重罪，谁也救不下来。当时谁又能分清是真降还是假降。况且，汉武帝对李陵恩宠有加，李陵兵败投降一年多后，才廷议治罪李陵。司马迁在李陵投降事情上固执己见、言过其实，为李陵脱罪而受牵连，获得大不敬的“诬惘”罪，就是书生意气，不明就里，自取无妄之祸也，谁也不能怪。
（三）：汉武帝，并没有要置司马迁死地的意思，所以对司马迁是留有余地的。按照汉律，司马迁之罪，可以用缴纳罚款代替，交50万钱免去刑罚。大家不要误解，是五十万钱，不是五十万两银子。司马迁获罪之时，汉通行五铢钱。这五十万钱，一个钱就是一个铜板，1000个铜板约折合一两多银子，大概就合6、7百两银子。司马迁的年俸是600石米。一石米在当时约合一两银子，所以，50万钱就是司马迁一年多的俸禄。
问题是，司马迁被下狱后，司马迁的两个儿子，全跑回司马迁家乡夏阳『陕西韩城』。司马迁的儿子和亲戚族人，害怕像李陵一样被族灭。立即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没弄清楚司马迁究竟犯了什么样性质的罪过情况下，仓促的就放弃了对司马迁的营救，举族改姓。顺着通风报信这个意思，把司马一拆为二，一部分族人姓同｛仝｝，另一部分族人姓冯。这就是陕西韩城司马迁后人族人改姓避祸的传说。司马迁也就失去了花钱赎罪的机会。
（四）：由于司马迁的儿子和亲戚全改名换姓了，故此没有人出面拿钱提司马迁赎罪；但是，汉武帝太爱才了，故此网开一面，将司马迁的“死罪”降为“活罪”，司马迁自己选择了“腐刑” 。司马迁之所以坚强活下来，他自己说是为了完成，毕生所愿【史记】的撰写。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明明白白的写着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只要是人，受此大辱，就会有报复心理。
《后汉书? 蔡邕传》：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做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率，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班固《典引》：“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王允说司马迁是佞臣，班固说司马迁不是善良的读书人，历代文人对司马迁的评价并不高。只有鲁迅先生，把司马迁捧上了天，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其实，司马迁是一个徇私舞弊、尖酸刻薄的人，司马迁作为太史令，不以史实为依据，而以个人好恶编写《史记》，把《史记》写成了诽谤之书，让《史记》的真实可信度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