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T：首次全面解析胰腺癌相关标志物的动态变化！( 二 )

具体来说，研究团队首先探讨了BMI和血液标记物的时间变化特征。在5年时间趋势分析中， PDAC的风险随HbA1c、肝脏标志物、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升高随之增加，并与BMI和Hb均呈U型关系，较高和较低BMI和Hb都与PDAC风险升高有关。值得一提的是较低BMI可能与临床不明显的PDAC造成体重减轻相关，另外Hb水平在PDAC发病前9个月迅速下降。

文章图片
PDAC风险与BMI和血液标记物的时间趋势
在所有PDAC病例中（无论是否有T2DM和何时新发T2DM）， BMI呈双相下降，而在对照组中则没有， HbA1c呈双相升高，这种双相变化均体现在发病2-3年前的平缓变化，在1-2年前的迅速变化。肝功能标志物(ALT、AST、GGT、胆红素)和白细胞、血小板在PDAC发病前9个月单相快速增加，这一变化在对照组中也没有发现。以上结果给临床诊断工作带来了新的明确启示。

文章图片
PDAC病例和对照组中BMI和HbA1c与T2DM状态（无论是否有T2DM和何时新发T2DM）之间的时间趋势

文章图片
PDAC病例与对照组的BMI和HbAc1与T2DM状态的五年时间分析（Fractionalpolynomialfit）
其次在疾病方面，与PDAC风险增加显著相关的有：近期发病（3年内）的胰腺囊肿、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T2DM、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VTE）、腹腔疾病（乳糜泻）、前期糖尿病、前列腺癌和长期存在（3年以上）的胰腺囊肿、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T2DM、VTE、卵巢癌和乳腺癌。
除了证实先前已知的胰腺囊肿、胰腺炎、T2DM、VTE、乳糜泻和乳腺癌对PDAC风险的关系外，研究团队还首次在人群中发现PDAC与BRCA相关癌症（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的关联。

文章图片
自身疾病和PDAC风险的时间相关性
最后在药物使用方面，与PDAC的风险增加显著性相关的有：近期开始的降糖治疗（胰岛素、磺脲、二甲双胍、SGLT-2抑制剂、dpp4抑制剂）和酸调节治疗（质子泵抑制剂、H2受体阻抗剂）和长期使用的胰岛素、二甲双胍、磺酰脲类药物和质子泵抑制剂。

文章图片
使用药物与PDAC风险的时间相关性
另外敏感性分析显示，在小于60岁的较年轻人群中，危险因素与PDAC的相关性更强，特别是新发的胰腺囊肿、胰腺炎、卵巢癌和VTE 。
综上所述，经过广泛测试PDAC病例和对照组之间的生化标记物，研究团队给了临床真实世界非常重要的启示：将BMI和HbA1c随时间的双相变化，肝脏标志物和白细胞、血小板的单相变化，以及近期发病的胰腺囊肿、胰腺炎、T2DM和降糖、酸调节治疗史相结合，整合到风险预测工具当中，或许就能在PDAC发病3-5年前有效筛选出高风险人群，并且经济性良好、时间间隔可控。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观察性研究都可能会有的啦！）：在有些数据模型中的个体系数并没有给出因果解释；而且容易受到未记录的变量（比如之前饮酒及吸烟情况)的影响；对于更广泛的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可能诊断不足；也未使用病例-对照设计来评估暴露的潜在时间变化趋势等。
但瑕不掩瑜，本研究首次通过二元暴露率-结果相关性将PDAC风险因素按时间趋势分层，为未来识别PDAC风险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可靠的数据基础。另外本研究还解决了一直困扰PDAC早筛的成本-效益问题，毕竟在普通人群中的PADC发病率较低，使用影像学手段对无症状的高危人群进行大范围筛查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而且无法确定筛查的最佳时间和合理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