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是美国掩盖治理模式失败的“精英共谋”( 三 ) 疫情|治理|泄漏|西方|精英|美国

其实，当拜登政府明确命令情报机构介入并主导病毒溯源报告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进入了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先射箭再画靶子”的状态：情报机构奉命制造证据，用来论证上司提供的观点，从而完整再现所有犯过的错误，核心特征是将已经被证明为虚假和不存在的事实，作为最“核心”的“客观证据” ，然后构建一套看似合理的逻辑推理，再辅助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所谓“辅助性证据” ，企图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提供一套“科学”的报告。 8月24日，美国情报机构所谓病毒溯源报告正式出炉，其非保密版本摘要显示，该报告不排除“实验室泄漏论” ，指责中国“阻碍调查并拒绝分享信息” ，这证明美方一意孤行在政治操弄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本质上看，这份报告是美西方精英为了掩盖自己治理无能实施共谋的产物，其核心作用从个体层面来看，是提供化解内心压力与良心谴责的虚假药方， “已经尽力了，找到问题所在了，可以笑对死去的60万人了”；从美西方国内政治角度来看，这就像当初曾经流行一时的共和党疫情宣传手册，主要是为了给民主党政府抗击疫情不力解套甩锅，继续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导向“中国泄漏” ，回避对美国政府治理无能的思考，而能够影响的人群，也是那些自愿被催眠和洗脑的人群；从实体的政策层面来看，这样一份报告出台的结果，除了为全球抗击疫情的政策协作与协调提供更大的阻力之外，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大概率发挥的是反作用。新冠病毒本身是不识字也不会看报告的，它只会忠实于病毒传播-变异-传播的科学规律，忠实地在那些坚持拒绝科学管控经验的人群中稳定和持续地传播，直到遇到能够切断这一传播链条的有效管控措施为止，而显然，美国无论是搞一份这样的溯源报告出来，还是搞1000份这样的溯源报告出来，都不可能对新冠病毒的防控产生实质性的阻断作用。
对新冠病毒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科学研究，其实已经比较充分了：2020年3月17日，研究者在知名的《自然-医学》期刊上就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的近端起源”的论文。这篇后来在2020年全球最受关注的百篇论文中排名第一（Altmetric指数：34775）的论文明确指出，根据对公共基因组序列数据的分析，导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研究人员没有发现病毒被改造过的证据；2020年3月26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玛丽·巴希尔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所的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与合作者在顶级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评论，就指明了病毒溯源的方向。文章提到，基于他们研究冠状病毒的经验，早在2019年12月之前，病毒可能已经在人群中“隐秘传播” 。这种新型病毒在人群中出现的时间可能比设想的更早，甚至不一定是最早出现在武汉，但由于无症状感染现象而未被检测到。而对呼吸道感染的回顾性血清学或宏基因组学研究将有助于确定这种情况是否正确。凡此种种成果，通过基本的文献综述就可以有效地获得，只是，在美国，这些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没有能够得到有效而充分的传播，这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需求的表现，换言之，这是美国趋向失败的表现。
对于全世界无意放任新冠病毒传播的人们来说，唾弃美国炮制的政治主导下的病态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将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几乎可以预见，病毒溯源政治化将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之前发生的戏剧性的一幕：美国政府非常有信心地认为喀布尔至少可以守住90天，结果人们看到的是沸水浇上雪堆一般的崩溃和瓦解。站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角度，所有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行为体，都应该聚焦于抗击疫情，遵循科学指导，在疫苗分发、疫情控制、经济稳定与灾后重建等问题上开展有效与积极的合作。顺应这一潮流的国家，将得到历史的肯定，而挑战乃至一意孤行要阻断这一潮流的国家，也将得到历史的裁决，这一点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