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一颗心脏，独自上路( 二 ) 电话|器官|移植|患者|上路|心脏

这通电话挂断的15分钟后，马宁在医院的休息室叫醒了张亮，两人再一次清点了所有器材。三年多的持续配合，早已将默契升级为“心照不宣” ，平日的术前交流往往只需一两句话，但这一次，他们沟通了十多分钟。
5点15分，张新的车灯利落割开黎明前的混沌，在院区一楼载上马宁和张亮，三人飞速驶向郑州第七人民医院。一场有关生命的接力赛，就此打响。
不幸与幸运
520公里外，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围绕着一颗枯竭的心脏，分秒必争的救治早已开始。
两个月前，一名心衰患者被收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刘金平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患者只有27岁，患有扩心型心脏病，存在重度心力衰竭，先后在国内多家医院求诊，入院时已经属于终末期心衰，心脏移植是唯一的机会。 ”
入院后，这名患者一直通过药物来稳定生命体征，等待移植机会，但是三周前，其病情突然恶化。 “他的心脏几乎丧失功能，我们进行了紧急抢救，植入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器以维持生命。不过这只是将他暂时拉了回来——这个装置只能帮他争取时间和条件来获得心脏移植治疗的机会——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心脏，他的生命只能维持不到三个月。 ”
幸运的天平倾向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1月6日下午5点，刘金平接到了OPO的电话。等待许久的配型在河南出现，这时距该患者进入抢救期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 “按照OPO的相关规定，受体抢救超过两周，可以进入优先匹配序列。为了保证生命的绝对公平，所有的器官移植匹配全部由OPO的系统完成，人工无法干预。 ”
刘金平毫不犹豫地确定了移植需求， “当时来不及考虑无法实地获取的问题，因为还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 ”为了避免血液凝结在患者体内的球囊装置附近形成血栓，刘金平和团队使用了肝素， “这是一种常见的临床抗凝药物，只有极少数人的血小板会出现抗体。 ”
很不幸，他们撞上了这个微小的概率——这意味着这名患者的心脏移植手术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已经获得匹配的供体，但是心脏移植手术过程中，需要在患者体外搭建循环系统，只有这样，患者在手术过程中的生命体征才能维系。 “在这一环节中肝素是首选的药物，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选择其他的方案。 ”
比伐芦定是刘金平和团队唯一可以选择的替代药物，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凝血药物，于2000年获准在美国上市。然而自1978年中国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完成以来， 44年的时间里，在手术过程中使用该款药物的案例不超过5例。 “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别无选择。 ”
6日晚，刘金平制订完详细的手术方案，将电话打给了乔晨晖，他相信这位郑大一附院心血管外科老主任的团队，能确保这颗宝贵心脏的顺利获取。 “我们有过多次合作，我对他们很有信心。 ”
7日清晨6点30分，郑州第七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内，获取工作开始了。张新记得，第一刀格外慎重，之后完全进入了状态， “和往常一样，获取的过程非常顺利，没有意外发生，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小时。 ”马宁和张亮在为心脏灌注保存液时格外小心， “这是我们现阶段遇到的最小的捐赠者，除了敬畏和感动，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
心脏获取手术现场。受访者供图
心脏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中最紧迫的一项，心肌细胞和神经细胞一样，是人体中仅存的两种无法再生的细胞。这意味着，心脏的缺血耐受最差，从供体进入受体的全过程不应超过6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