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冠焦虑、恐慌、抑郁？听听社会心理学专家建议

本文转自：浙江日报
浙江新闻客户端采访人员金春华见习采访人员周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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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阳过了，还是入睡困难。 ”“明明早已阳康，为什么家人情绪还是很差？”“我为照顾家人付出那么多，但我阳了他们却不关心我。 ”……新冠感染“过峰” ， “阳康”后的心理问题浮出水面。
负面情绪该如何调适？因生活中种种不确定性感到恐慌，应做些什么？社会层面如何进行“心理修复”？结合网友关心的问题，本端采访人员专访浙江大学社会心理学领域专家张宁和吴明证，请他们给出专业建议。
张宁是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系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包括社会心理学、判断与决策、健康心理学、健康行为决策与促进以及行为科学在公共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吴明证是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
采访人员：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新形态，在尚未感染、已感染、处于康复期等不同阶段，如果出现负面情绪该如何自我调适？心理、情绪方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张宁：一方面要继续贯彻“每个人是自己第一健康责任人”观念，尚未感染者继续做好健康防护；已感染者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时做好防护和治疗；处于康复期的患者继续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持续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节假日重构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恢复正常社交活动，获得及时的社会支持。
在心理与情绪方面，大家要相信总体形势是持续向好的，各级相关部门采取了密切协作的防控措施，而且个体的健康防护行为参与度也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更自主地安排生活，重新找回生活的掌控感，让自己生活的更充实，比如通过阅读、走访亲友、参与集体活动等方式丰富生活。
采访人员：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但也有一些人出现了短期不适应心理。有“阳康”患者出现焦虑、恐慌、抑郁等情绪心理问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您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吴明证：首先，人们对于新冠的恐慌很多是源于未知，特别是病毒可能与死亡相关。由于中国人是家庭本位的，经历疫情后，这种对于未知的恐惧会促使我们回归到家庭。于是，我们由原先脱离家庭走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转而回到家庭这一核心。面对未知风险，我们更倾向于依靠和信赖家庭、血缘等紧密关系，这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总体信任度降低。
同时，由于我们面对未知风险通常会向“群体内”求助，强化“群体内”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可能会引发不同“群体间”的冲突。
当然，这种恐惧心理也会积极一面，就是创伤后成长。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是“恐怖管理理论” ，当我们面对死亡，会引发我们的反思，促使我们去寻找意义，坚信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从而对抗死亡焦虑。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冠也会引发我们去思考，找到眼下生活的意义。
采访人员：随着个体生活不确定性增加，也产生了社会心理问题等一些隐患。对此，个人及家属亲友、村社等基层组织、政府部门能做些什么？
张宁：不确定性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个典型特征。确实，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让大家产生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排解，就可能导致更严重、更持久的心理问题。这方面，个人可以更主动采取措施调适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健康防护行为，提高自己的积极情绪体验，也可以积极重构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自己的心理韧性；家属和亲友需要主动相互支持，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多样化的支持；村社等基层组织可视情况恢复组织一些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仪式性、娱乐性活动，鼓励村民之间互帮互助，共度时艰，提升集体“社会资本”（如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亲社会行为参与度）；政府部门需要及时发布疫情相关的通知和措施，避免谣言的广泛传播，同时，需要尽可能采取柔性的社会治理措施，出台更具便利性和更有温度的支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