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冰点周刊：大声说误诊( 六 )

米玉红记得，有一次，一个医生在讲台上提到一个病例，患者此前曾在北京某家医院就诊，而后转院才得到确诊。下台后，这个医生平静地走到她面前，轻声提醒，“刚刚说的（误诊），是你家的医院。”
让医生敢说
敢于面对误诊、漏诊的医生不少，但敢于开口的医生是少数。米玉红曾给《临床误诊误治》杂志投稿，写她在急诊接触一位右上肺动脉缺如的病人，初诊被误诊为肺栓塞的过程。推动她大胆公布的动力是，她对自己专业水平有自信，想借此机会，提醒同行，“我研究肺栓塞17年，我知道急诊圈里，大家共同的难点在哪？”
但对于那些更年轻的医生，公开谈论误诊需要极大的勇气。事实上，哪位年轻医生不是在上级医师或主任不断纠错中成长起来的呢？
孟庆义理解年轻医生的顾虑。对年轻医生来说，发生误诊是件很痛苦的事，会感觉沮丧，“过去，大专家发现年轻医生误诊，发脾气，可是会摔病历夹的。”但慢慢地，年轻医生经验多了，脸皮厚了，不用主任提醒，自己就会去翻书。
孟庆义强调，绝大多数误诊不造成后果。这与陈晓红的误诊研究结论相似，在过去30年的误诊病历里，大多数误诊不会对患者造成影响，只有极少数致死致残。
但大多医生更愿意关起门来，在行业内讨论误诊，“这毕竟（对病人）不是一件好事”。
出于良知，何权瀛愿意公开发声，做沟通公众和医学界的桥梁。他发现，最近几年，极少有官员或医生愿意公开讨论误诊，而误诊误治也没有纳入衡量医生和医院水平的标准。
“误诊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又避而不谈的话题了。”何权瀛说，医学界不该掩耳盗铃，因害怕惹上官司，影响名誉，而忽视不提误诊，这会影响公众对误诊的关注和理解。
这种避之不谈的氛围，也影响了陈晓红的研究。她曾经在1999年成立误诊误治研究会，得到许多院士支持，但后来，有人担心这个名字会惹来麻烦，改为“医疗质量研究会”。
早年，在医学期刊发论文，能帮助医生评职称，这一度让陈晓红不愁缺稿。当时，一位行内人评价，其他医学杂志是小白鼠期刊、兔子期刊，只有《临床误诊误治》在讲人。但最近几年，评价医学杂志的标准改变了，基础研究、课题研究更容易受到重视。《临床误诊误治》杂志里，与误诊有关的文章越来越少，页数越来越薄。
陈晓红开始把研究重心挪到误诊大数据研究上，她舍不得放下误诊研究。她看到每年仍有3000多篇误诊的文献，刊登在各大平台，“如果我不干，这些珍贵的文章就死了，它们需要有人来唤醒、收集。”
有医生在短视频平台上介绍自己的误诊故事。陈晓红兴奋地找来团队的年轻人，“我该如何把这个病历扒下来？”她最新的苦恼是，文献资料记录了相对滞后的病例，有些医生写的甚至是数年前、十年前的案例，“太旧了”，跟不上当前医疗的发展。
她唯一想到的解决方案是，鼓励更多医生敢说，勇敢真诚地分享临床上的误诊案例。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地第一时间搜集到最新的误诊案例。
陈晓红依然走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她一点儿也不感觉孤独。她招聘一批年轻人，不仅包括医学生，还有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程序员。她能看到前方最光亮的地方，是医生接诊时，随时用上她攒了30多年的误诊病历、规律。
支持她的人，还包括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医生。他开了一间小诊所，从1998年就订阅了杂志。前几年，他专程来找陈晓红，希望购买、使用这个数据库。
即便到了现在，医学界依然在“误诊有没有学”方面有争议。有的医生坚持误诊无学，只是医生零散的临床经验总结，“不是所有现象都叫科学”。但孟庆义却认为，误诊的规律是复杂、高深的，教科书写不出来的，一些专科医生也无法提炼，必须用物理、化学、心理等其他学科的思维去思考误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