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上观18至19世纪|面对迄今杀死人类最多的传染病，上海监狱如何管理患病犯人？( 二 ) 本文转自：上观

为特殊罪犯当“摆渡人”
倪超观察到，和其他罪犯相比，肺结核罪犯心理失衡、自我评价错位的情况会更严重。这样特殊的犯群，除了生理上的治疗，还需要心理上的康复。
“有时候咳嗽几声，他们都担心自己的病是不是复发了，会很焦虑，然后自卑、抑郁这些情绪都涌出来了。 ”倪超说， “所以要注重思想教育，让他们保持乐观心态，科学认识病情，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努力改造。 ”
杨欢五十多岁，因毒品犯罪入狱，曾经也是一名吸毒人员。他身患肺结核、高血压、脑梗、冠心病等疾病，身体底子差、刑期长、年龄大，对自己的改造极度悲观，总说“我反正活不出去，能过一天是一天” 。 2018年年末，因病情反复，杨欢在内科、传染科轮换住院治疗，长达3个多月，这让他“改造无望”的情绪到达了顶峰，对民警和医生都没好气，也不配合治疗。
在他住院期间，倪超多次探视，关心他的病情，听他偶尔会念叨儿子，便找到了最大的“症结”——家人。在与杨欢家里取得联系后，倪超告知了他们杨欢的近况，并劝家属通过信件、亲情电话、会见等方式，多鼓励支持他。果然，有了家人的关心，杨欢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也调整好心态，不再患得患失，积极配合治疗，争取与家人早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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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性罪犯相比，女性心思往往更加细腻，心理状况也很需要关心。民警方妮娜对“三无犯”丁丽印象很深。所谓“三无犯” ，指的是没有汇款、没有通信、没有会见，也就是完全缺乏家庭支持的犯人。丁丽家在西南山区，六十多岁，瘦瘦小小，头发花白，总是一副很容易受到惊吓的样子。
“没有家人，没有文化，也没有钱，她总觉得别人看不起她，心理很脆弱，再加上有结核病，就更敏感。 ”方妮娜知道，丁丽从来没有读过书，名字也不会写，为此她很自卑。其他犯人对她的病也有些介意，即使丁丽好心帮别人洗碗或盛饭，人家也会赶紧夺走自己的碗，不让她碰；丁丽又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说话，她总会把自己带入进去，觉得人家在评论自己，这就让她更多疑。
解铃还须系铃人。方妮娜以身作则，从不“特殊对待”丁丽，与她接触时不会戴手套，穿防护服，表现得很自然。方妮娜也向丁丽同监舍的人科普，所有新收的结核病罪犯入狱时，都会先在监狱总医院住院治疗，回到监区时，病情已经处于巩固治疗阶段，基本不可能传染其他罪犯。而且餐具都经过严格消毒，不必心有芥蒂。 “你们这个监舍每个人都是病人，将心比心，互相体谅一下吧。 ”
丁丽也很听方妮娜的，与其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不如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她很要强，不仅劳役积极，在学习班也是最下功夫的，会把新学的字词反复抄写很多遍，认真标上拼音来记背，时间长了，她已经基本能独立完成监区布置的作业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监狱里的传染病斗争
方妮娜在监狱工作十几年，因为怕家人担心，从未提过自己工作中会接触什么类型的犯人。倪超的女儿刚一岁多，虽然他对监管工作已经非常熟悉，有时甚至会忘了自己面对的是结核病犯，但下班后，他还是会在更衣室换好衣服，回家多洗几遍手再去抱女儿。
“我很能理解青年民警的心态，他们都很棒，不过谁一开始都会怕。 ”陈福林是二监区的元老， “60”后，管理传染病犯很有经验。陈福林说，青年民警有的孩子还小，有的刚结婚，有的才走出校园，对他们而言，对结核病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现在二监区的相关机制已经很完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