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食|被“恶魔”支配,她们住进600号重新学习“吃饭”( 二 )


张晓阳就是一个“重生”的女孩 。 去年 , 她因过度减肥而导致体重过低、营养严重不良、心率过缓 , 月经也不来了 。 即便在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 每天仍然精打细算着想要少吃一点 , 还会强迫自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 。 “我知道这样不对 , 但这些想法和行为都已经不受我的控制 , 十分痛苦和绝望 。 ”
直到触摸到了死亡的门槛 , 她决心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 。 第一周 , 最煎熬 。 “掀开饭盒 , 我眼里却只有白花花的米饭、肉还有油 。 ”脑海中那个声音在咆哮着:不能再吃了!你看看有多少油!”
每次饮食治疗结束之后 , 她都会带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流泪 , 然后哭闹着想要出院 。 爸爸没有顺从她的意愿 , 也从未斥责过她 , 只是坚定地一直陪伴着 。
渐渐地 , 张晓阳放下了抵触 , 也认识了更多“战友” , 彼此陪伴 , 相互鼓励 。 对外界大众来说 , 600号病房可能是可怕的存在 , 但是对她来说 , 却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 “我不是一个怪物 , 我只是生病了 , 我在康复和治疗!”三个月后 , 她出院了 , 又花了一年的时间调整自我 , 最终达到了临床痊愈 。
家长也要参与治疗 , 帮助孩子康复
不是人人都像张晓阳一样幸运 。 有的进食障碍患者康复出院后又复发;有人花了大量时间治疗 , 仍不能摆脱对“瘦”的执念 。 陈珏说 , 为了让患者出院后依旧可以得到科学的照看 , 精神卫生中心发起了进食障碍家属培训项目 。 通过培训 , 茫然的家长们得以找到方向:家长和子女应形成同盟 , 尝试去彼此理解和共同面对 , 这对治疗起着关键作用 。 “很多家长一开始都是很焦虑的 , 甚至打骂孩子 , 但是这些家长在参加了我们的课程之后 , 慢慢学会了调适情绪 , 与孩子更有效地沟通 , 也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的修复 。 ”
患者驼希来自单亲家庭 , 她与进食障碍相伴七年 , 伴随重度抑郁 。 去年4月 ,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病房在疫情得以控制后恢复开放 , 驼希全家人来上海找到陈珏主任 , 她如愿进入病房 。 饮食治疗、艺术治疗、团体治疗、个体治疗、家庭治疗、CBT治疗、DBT课程、运动治疗、药物治疗 , 渐渐让女孩的病情改善 。 她的妈妈也在病房里坚持学习 , 配合治疗师做家庭治疗 。 如今 , 女孩康复了 , 出国继续学业 。 妈妈也开启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学习 。 “未来 , 我也能尽一己之力帮助到深陷进食障碍的患者和家属们 。 ”
在陈珏看来 , 病房里的女孩子们 , 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 。 “一些优秀的女性之所以更容易患病 , 是因为她们本就苛求完美 , 倾向于通过自我控制来实现目标 , 在当下病态审美的催化下 , 完美就跟瘦画上了等号 。 ”陈珏感慨地说 。 “这种‘瘦’文化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负面影响特别大 。 ”在陈珏的印象中 , 进食障碍的患者越来越低龄化了 , 接诊过最小的孩子 , 才刚刚读小学而已 。
而不仅女性 , 进食障碍也瞄准了一些男孩 。 不久前刚刚出院的15岁男生陈飞 , 身高170厘米 , 原来体重70公斤 , 因为减肥 , 体重只剩下了一半 。 父母不理解 , 不断打骂孩子 , 导致孩子逆反心理严重 , 多亏及时治疗 , 目前陈飞体重已上升到110斤 , 达到了出院标准 。
在病房里 , 进食障碍的治疗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 出院后 , 依然要门诊随访 。 2017年 ,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进食障碍诊治中心 , 陈珏说 , 解决营养不良导致的躯体症状同时 , 还需要进行药物、心理等各种治疗 。 进食障碍的有效心理治疗有认知行为治疗(CBT)、辩证行为治疗(DBT))、基于家庭的治疗(FBT)、家庭治疗(FT)和精神动力性心理治疗等 。 其中 , DBT和FBT是由陈珏在2017年分别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和斯坦福大学进食障碍中心引进到国内 , DBT主要内容是技能训练 , 包括正念技能、情绪调节技能、痛苦忍受技能以及人际效能技能 , 帮助患者在改变和接受之间取得平衡;FBT帮助家属更好地了解进食障碍和理解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