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痛苦、拒绝“被活着”……46岁女医生立下生前预嘱，没有对错，遵从内心( 三 )

一个多月后，老人安然离世。夏天感慨说，这个过程中，老人和家属向她流露出的信任和感激，令她深受触动。 “最后时刻，老人告诉我，我给了她心理支撑，让她知道当自己痛苦的时候，是有退路的。 ”夏天从此开始思索，一位疼痛科医生要做的不止于药物或技术层面，而是“身、心、灵。 ”
在这样的思考中， 2018年，夏天报名加入医院内的安宁疗护团队。经过系统培训，她才意识到，老人当时选择的就是安宁疗护，也从此接触到生前预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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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科医生的日常视觉中国供图
人生最后一公里，患者的意愿往往消失了
填好生前预嘱的当天，夏天就把这份预嘱发给丈夫。考虑到丈夫缺乏医疗知识，且可能出于爱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夏天又找到第二位委托人——自己的同事。只是，他们都没当回事。夏天记得，两人的第一反应几乎相似， “你有病吧，这么早说这种事。 ”
“我们的文化就是天然地对谈论死亡很忌讳，他们可能觉得现在去深入探讨这件事，对我是一种不尊重。 ”夏天说，自己并非心血来潮，而是认真地希望自己没有能力做决定的时候，丈夫和同事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执行， “他们内心应该是理解的。 ”
从医多年，在很多人生的最后一公里，夏天见过太多违背本人意愿的家属抉择。
三个月前，夏天刚在门诊收到一位儿子的求助。对方的母亲年过七十，确诊胰腺癌晚期，痛得厉害。经过评估，夏天建议对方可以将母亲送去接受安宁疗护，缓解疼痛。 “他母亲的预期寿命是半年，当时的身体条件接受靶向治疗已经很勉强。 ”夏天说，对方也多次向自己提起，母亲觉得太痛苦，想早点走， “这种情况下，只有躯体疼痛得到缓解，病人才会消除这种念头，而靶向治疗会让她更痛苦。 ”
但最终，求助者仍坚持给母亲进行靶向治疗。 “他希望母亲多陪陪自己，说如果她走了，感觉家就不在了。 ”夏天深感无力， “其实这是冒风险的选择，未必会带来好的影响。 ”
夏天经常遇到类似的病人家属。 “有些家属很尽责，他把癌症从发病机制到治疗诊断、治疗手段，再到治疗新进展，包括临床在做哪些实验、可以尝试哪些新药物，都研究得很透彻。 ”夏天说，面对疾病，大家已经自然地形成这种理念，第一反应就是要去对抗它、战胜它，在这条路上成为一名斗士。 “但很多人不知道还有另一种选择，即使知道，也对安宁疗护充满偏见，把它和等死划等号。 ”
还有一对兄弟也让夏天记忆犹新，他们的父亲80岁了。 “在父亲的医疗决策上，两个儿子的想法不一致，一个想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对抗疾病，延长生命；另一个关注点在父亲的疼痛上，想让他接受安宁疗护，减轻痛苦地走完余生。 ”后来，父亲被送进ICU ，气管切开，依靠呼吸机、血透器等科技手段，将生命延长了两个月。看到父亲在ICU的场面，两个儿子最后都后悔了——“早知道不让父亲受这些苦” 。因为送进ICU ，他们也失去了本来可以陪伴父亲走到终点的机会。
“关于如何走完人生最后一公里的选择，没有对错，但前提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的选择。 ”夏天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