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痛苦、拒绝“被活着”……46岁女医生立下生前预嘱，没有对错，遵从内心

本文转自：钱江晚报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采访人员张蓉文/摄
过去一个多月， 93岁的刘勇（化名）反复打量《我的五个愿望》。这份资料上排满六页明细，以此，他一边设想自己的临终时刻，一边认真地用铅笔勾选出自己的选择。
有些问题，他几乎不假思索，比如：我不要任何增加痛苦的治疗和检查；当我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或持续植物状态时，我不要生命支持治疗。
也有些问题难倒了他。他还没想清楚，自己该放弃哪些生命支持治疗：呼吸机？喂食管？还是心肺复苏术？
“等天气凉快点，我准备去医院一趟，问问医生。 ”刘勇想尽快签署自己的生前预嘱。
12年前，刘勇已经和死亡较量过一场。在经历十余次放疗的漫长痛苦后，他一度打败了在肾脏和膀胱蔓延的癌细胞。他为此牺牲了一个肾，而身体仍每况愈下。
“那时，没有给我选择。 ”刘勇说，现在，他要为死亡做好准备，让自己决定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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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五个愿望》
大学教授：如果“被活着” ，这种长寿是种折磨
退休前，刘勇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 2016年，他和老伴抱着旅游的心态来杭州，从此在这座陌生的江南城市安顿下来。
他举家从北京搬到杭州良渚随园嘉树小区。这是一座养老社区，住在这里的，几乎都是像他一样的中老年人。
也是在这里，刘勇接连参加了两场关于生前预嘱的讲座。第一次听，他似懂非懂，特意向主讲人要来生前预嘱的文本进行研究，还在小区的老年朋友间扩散了一圈；第二次听，他再次确信，自己需要它——“社会进步了，这一次听医生说，深圳已经立法了。 ”
【拒绝痛苦、拒绝“被活着”……46岁女医生立下生前预嘱，没有对错，遵从内心】刘勇感叹， “以前，我只知道要走法律程序签署遗嘱，处理自己的身后事；没想到，还有办法决定自己的临终选择。 ”
刘勇有个亲戚和自己同龄，在ICU高干病房已经躺了四五年。 “他也得了癌症，只是身体比我更差。这些年，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浑身插满管子。 ”刘勇叹了一口气，说身边所有亲戚都替他难受， “家属们都很痛苦。但出于亲情、出于道德、出于各种原因，谁也不愿意开口去说一句， ‘算了吧’ 。 ”顿了顿，他又补充道， “他的老伴还是一位医护人员，她都下不了这个决心，选择放弃、拔管。而他本人已经没有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愿了。 ”
刘勇说， “我的亲戚朋友里不止一个人，最后走的时候受尽痛苦。 ”亲眼目睹他们的遭遇，刘勇不希望自己的“那一天”到来时，也将自己和家人置于相似的为难处境， “自己和身边人都跟着遭罪，花很多钱，把国家的医疗资源浪费在这个上头。 ”刘勇说， “那是‘被活着’ ，这种长寿是种折磨。 ”
死亡有一万扇门，没有人能预判自己会在哪扇门前谢幕。刘勇提起自己的另一位老同事——“一直是欢蹦乱跳地到处去讲学，结果有一天，一头就栽在讲台上了。马上送去急救，还是没抢救过来。 ”
这件事后，刘勇就在反复琢磨， “死亡不会跟着自己的心理预期走，但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
此前，刘勇和女儿女婿聊过几次自己的打算， “等到了那天，我不要插管。 ”直到生前预嘱闯入他的生活，刘勇开始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为临终做更多选择，比如，拒绝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