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 二 ) _健康小知识

“事实是最好的证人，也是最有力的反驳者。 ”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例，里面呈现的多是各类事实，少见李景汉的主张和观点，但正是这些事实，使得这本书至今仍是认识那个时代华北乡村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也正是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李景汉得出了土地问题为农村的根本问题，要通过节育、移民、增加生产等措施来解决农村人口过密问题，中国农村不能走工业资本主义道路、要注重发展农村手工业及农民合作经济等一系列理论灼见。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众多学者也将这些事实作为核心证据引用，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李景汉从创造力、判断力的培养等方面强调从实求知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生的最大贡献和价值是创造，但如果不善于读书，非但不能提升，反倒削减了创造力，使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跟着别人走。他认为， “我们处在大自然里与日常和社会的各方接触，也可以说是在读书” ，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外乎求知识、求真理，书不过是记叙事实的一种工具，从读书中获得的是古人的经验、知识、心得，而社会调查则是自己直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与事实。自己直接体验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才是创造，才是真有生命的东西。
他还特别强调读书必须要有判断力，无论读多少书，要能始终维持我们的主人地位，即思想自由、创造自由。他认为一本书有三个方面最值得注意：一是内容，须要完全真实，言之有物而不空洞；二是写法，要清楚俐落，有条理；三是文字，要叙述得辞句生动。其中第一点为首要，为要达到真实的目的，即使牺牲了“写法”和“动人”也在所不惜。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虽然痴迷于社会调查，但李景汉始终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 。他的志向是要把现代社会调查法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切实反映中国国情，给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士仁人们提供材料。具体来说，这种志向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造社会，即“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二是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出生和成长于风雨飘摇、民族危亡的时代，李景汉与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一样，怀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他反对空喊口号，主张要“多用理智、少用情感” ，要先把现状和事实搞清楚。他认为，中国实有其不可磨灭之固有精神与文化，只有通过细密的调查研究，才能认清中国之本来面目，保存和发扬其优点、美德，并铲除其劣点、恶习，而不能停留于“举凡不合某人之心或不合某派之意者，统在打倒之列” 。这样看似热闹，但结果则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反而大受其罪。他主张要通过社会调查掌握事实，搞清楚何者确应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之步骤为何， “谁认清了现实，谁就是时代的主人、时代的向导；谁远现实，谁就是时代的附庸、时代的渣滓” 。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祝贺李景汉执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寿辰”座谈会上，李景汉仍壮心不已，提出了中国社会学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曾尖锐地指出“中国现在所用的社会学课本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纯为外国社会之材料”的问题，提出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发展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他的社会调查，就为推进社会学本土化作出了杰出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积累了大量本土的、系统的资料上，而且在于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调查方法。体现出中国社会学人最初的方法论自觉和艰辛探索，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