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 _健康小知识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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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汉（左二）主持的定县调查团队工作照
李景汉（1895―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 1928年，应晏阳初之邀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主任，主持著名的“定县调查” ，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5年进入高校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著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农村问题》等著作。李景汉的名字与社会调查是分不开的。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掌握精确的社会事实，进而提出社会改造和建设的方案，并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他的治学之道。
【李景汉：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我是信仰社会调查的”
李景汉坚信“从事社会调查者本人对于调查工作有了信仰，才能感动别人亦对于调查有信仰” 。正是将琐碎甚至枯燥的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崇高的“信仰” ，李景汉才为之付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常人难以理解的热忱，一头扎进河北定县，在乡村做了长达八年的调查，铸就了“定县调查”这一学术史上的丰碑。此后，尽管世事纷乱，他始终没有放弃开展社会调查，甚至还撰文倡导“学术的旅行” ，将每次旅行都作为社会调查的机会。
对于社会调查的坚定信仰萌生于李景汉早年在国外求学之时。在美国的课堂上，教师常会问及各国留学生所在国家人口的年龄、性别分布等情况，其他国家的学生往往都能对答如流，唯有他回答不上来，因此感到十分窘迫和内疚，以至于上课都不敢抬头。这类事情深深刺痛了李景汉，被他视为“国耻” ，他决心回国从事社会调查：“做这个职业，我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人口、土地等情形都要记录下来，我是雪耻。中国的国耻是对自己的情形一概不知道，所以我说回中国，我要一生做社会调查。 ”在回国前，他还给自己立下了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给军阀当爪牙的“三不”戒条。
1924年回国后，他当即投身于社会调查工作，先后在北京进行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京郊农民家庭的调查以及人力车夫、手艺工人、行会、普通人生活费等调查。之后，他深感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乡村，把调查的重点转到农村，开展了著名的定县调查。再后来，只要一有条件他就开展调查，在战乱时期的云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京郊，都做出了颇具影响的社会调查。为了坚守调查理想，他抵挡住了各种诱惑，甚至不惜得罪当时的军阀等权贵势力，也经受住了疾病、战乱等考验。
晚年，他在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回忆一生经历时，仍饶有兴致地谈到五十多年前朋友送给他的两副对联：一副上联是“一二三四五” ，下联是“六七八九十” ，横批是“加减乘除”；另一副是“座上无鸿儒，往来尽白丁” ，他自己加了一个横批，叫“我行我素” 。由此可以窥见他当年的工作状态。
“最要紧最根本的是一个实字”
无论是开展调查研究，还是读书治学，李景汉最强调的是一个“实”字。他说：“作人要作到一个实在的人，要说实话，作实事，要切实，要笃实，要忠实，要诚实不欺，要充实有力，要实干，要脚踏实地，要实事求是，要朴实无华，要买卖循实，讲学要讲实学，要讲到如实的地步。 ”翻开李景汉的学术作品，随处可见的是各类数字、表格、事件，初读甚至有些枯燥，但正是这些“赤裸裸的事实” ，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可靠的基础和恒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