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看到那人就想吐，如何能够控制厌恶？情绪

提到蓝色，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天空、湖泊、海洋甚至宇宙。蓝色似乎象征着纯洁、冷静和理智。但是，蓝色的炸鸡？蓝色的面包？蓝色的米饭？san值在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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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厌恶非常容易习得，也使厌恶很容易被恶意利用。比如，当被灌输了“某一种族是肮脏污秽的”这一观念以后，人们会很容易形成种族歧视。
再次，即便厌恶反应在特定条件下是一个合适的反应，但它仍有可能是不道德的。比如有实证研究发现“厌恶”和“非人化”之间的相关，即是说，被厌恶的人更容易不被当作人。
总的来说，厌恶之所以被认为不具道德价值，不仅是因为厌恶很难被修正、指向性不准确，更因为它可能会对目标进行妖魔化和非人化。
梳理完正反双方的观点后，我们可以看出，反对者的理由不在于“厌恶本身缺乏道德价值”，而是“厌恶不可靠也容易带来道德上的伤害” 。所以，为了回答厌恶本身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这一问题，我们得先回答下面这样一个问题。
厌恶能被人为控制吗？
如果厌恶这种情绪可以被人为控制管理，那么大部分反对者的理由就不太具有说服性了。
文化和教育的作用
从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我们所厌之物，与其说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不如说是因为机缘巧合。正如在开头我们提到的发展轨迹，个体的厌恶情感的发展，更容易受监护人的价值观所影响，大众教育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另外，虽然文化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让人知道什么是该被厌恶的，但是由文化驱动也具有随意性，比如在特定文化下的“食物禁忌”就表明，我们很容易对没有生物/道德污染风险的事物感到厌恶。
既然文化和教育的作用对事前的影响较小，那就让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事后——在人们获得了对某件事物的厌恶之后，要如何才能改变他们？
亚里士多德的习惯化策略
习惯化的策略在厌恶的背景下，则是去尝试自己一开始就觉得恶心的事物（香菜、螺蛳粉），以此潜在地改变人们厌恶事物的范围。已有研究也发现，对“任职”一段时间后的新手父母和医学生来说，尿布和解剖课程变得更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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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一步对“尿布实验”进行思考，我们则会发现，新手父母只是对自己小孩的尿布的反应减少了，对别人家小孩的尿布依然持保留态度，这说明并不是厌恶行为本身改变了，我们并没有通过习惯化来改变我们的厌恶反应，而是通过间接路径影响了我们体验厌恶的方式。对尸体的反应也是如此，虽然可以冷静面对冰冷的尸体，但是医学生们仍然无法避免对温暖尸体的厌恶。
总之，对习惯化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多次接触可以帮助我们纠正碰巧获得的厌恶敏感性，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最多只能带来非常狭隘的、来之不易的结果。
可能成功的策略
试图通过习惯化来改变厌恶的策略失败后，关于改变潜在态度的研究，给厌恶管控提供了新思路。
第一种是基于改变的策略，试图消除潜在的、会引起偏见的信念和连接。
第二种是基于控制的策略，旨在提升个体的行为受内隐偏见影响的能力。
但，基于改变的策略，很难搞。原因在于基于改变的策略需要依靠暴露和习惯化，但前文就提到了暴露和习惯化对于厌恶而言并不管用。
基于控制的策略，就很ok，通过认知重评和预设自己的反应和体验，就能减缓厌恶反应。在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强迫症上的成功也为这种策略提供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