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查结果阳性并不等于确诊抑郁症。我们对于精神心理障碍的病耻感由来久已,从心理测量的角度来讲,无论是伦理规范还是操作都有严格的限制标准,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做任何的问卷都能成为科学依据。
比如,笔者参加的一项全国性调查项目,从方法学上讲做到了随机抽样,但还会有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学生为了避免被调查而找人替补;调查利用学校计算机教室通过线上问卷开展,在一个嘈杂和相对不保密的环境,学生是不是能够或敢于真实回答问题;我们选择的问卷是否兼顾了不同年龄学生的理解水平;测评是否对家长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知情同意……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我们科学审慎地把调查工作做细。
上海市长宁区小学筛查中所使用的Beck自杀意念量表,可以用来评估自杀想法,识别个体的自杀风险,可以用于个体或团体施测,但其适用年龄为17岁以上。这次调查扩大了适用范围,其施测形式和知情同意也不符合基本的心理伦理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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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很多角度做预防
有媒体报道称,根据心理健康测评和抑郁症纳入学生健康体检相关文件要求推算,如果政策落实,需要给8000万名学生做抑郁症筛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调查有普查和抽样调查等方式,各有利弊。
如果进行普查,按患病率来估算,每年可筛查出上百万的抑郁症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我们该如何管理?我们不能像管理严重精神障碍一样去管理抑郁症,尤其当对象是儿童青少年时。如果从三级预防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做预防工作。在初级预防中关注风险暴露问题,过多的自杀事件的报道会增加孩子们的模仿行为。心理问题的发生与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减少被欺凌、指责的机会,也能减少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对于学生来说,要增加心理弹性,让自己在情绪、认知、行为、生理感受方面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目前,很多中小学没有专职的心理老师,即使有专职的,有些心理教师也因没有系统的成长途径,知识来源受限,专业能力逐渐弱化。另外,很多学校的心理工作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附庸”,当学生有心理问题时,老师往往没有能力处理。在这样的服务水平下,如何能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相关工作?
我们不能否认,精神疾病的“诊断和贴标签”给很多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否认很多患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规范有效的治疗,我们需要平衡筛查、诊断、治疗、管理等很多方面的工作,力争把好政策落实得恰到好处。
文: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任金涛
来源: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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