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疫情时代的求索② 曾恩泉：隐瞒、歧视……对抗背后的新冠“病耻感”( 二 ) 疫情|感染者|中国|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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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2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媒体通报会上说，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敌人，污名化才是。
谭德塞所担忧的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污名化” ，就是戈夫曼所提出的第三种形式的污名，它“以病为名”对他人进行标签化、符号化，为区别对待甚至歧视他人获得“合理”“文明”的符号资本。随即“应验”的是，在谭德塞发表这个讲话的第二天，英国便报道了新加坡籍学生在伦敦被殴打的新闻。
涉嫌污名化的新闻报道中，国家也不免成为受害者。法国一家漫画杂志曾以“黄祸已至，挡之晚矣？”为封面漫画主题，刻画所谓“中国人占领巴黎”的一个街头即景。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还是印度、卢旺达等地，从隔离中心甚至治疗中心逃离的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并不鲜见。甚至英国首相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也被拍到从首相官邸后门匆匆跑步离开，而当时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宣布自己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隐瞒、逃离、网暴、歧视与深层动因
尽管人们对新冠病毒有一定的科学认识，但是对于来自疫区的个体、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确诊患者甚至康复者等仍有刻板化印象，将其与病毒联系起来，认为是其过错行为和习惯造成了健康危险，并对他人带来不便和危险，故而常对其进行语言侮辱、行为攻击、漠视或拒绝帮助， “拒绝、围堵、骚扰、谩骂、讽刺、挖苦”等事件高频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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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过往媒体报道，疫情以来，因确诊而被网暴的事件曾多次发生。
有研究发现，相关个体或群体会因污名化的困扰，对社会身份、自我概念产生负面影响和社会规避行为，包括情绪上抑郁、焦虑，加深公共污名的自我感觉和体验；行为上为了逃离歧视性环境而隐瞒病情、接触史，甚至拒绝隔离、不愿意承认病症从而放弃科学治疗。而选择逃避行为不外乎这几种考虑：担心被隔离给生活带来不便，影响工作收入甚至失去工作；对疾病和医疗的不了解产生疑虑和不信任；对防控措施不了解、不信任、不放心的恐惧；对病毒认识不足，心存侥幸。
不难发现，现实中出现的隐瞒、逃离现象有着深刻的疾病、心理、社会原因，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概莫能外。《疾病的隐喻》描述了疾病如何在文化意义上被进行隐喻性使用，从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道德批判的过程。在新冠疫情期间，卫生科普广泛宣传，讲卫生、勤洗手，保持合适的社交距离是有效的防护方式，因而感染者可能被认为是与没有勤洗手，或者不讲卫生有关。还有一些人员被贴上了地域、饮食习惯等标签，比如疫情初期， “吃野味”致病毒传播的消息甚嚣尘上，以致于感染者被认为因“错误的价值选择”而患病。病耻感不仅来源于外界，也会通过感染者内心世界被强化，有无症状感染者在传染了父母亲友后，自述“内疚与自责” ，这就是典型的自身内化。
社会关怀是缓解病耻感的一个有效途径，但现实往往截然相反。作为疫情防控中紧密相连的环节，一个病例确诊后，流调轨迹将被迅速公布，这本是疫情防控中的一项基本工作，因为流调越详实，轨迹越精准，越有助于社会防控。但在网络的放大下，流调轨迹往往也成为窥伺的后窗，私人生活被公众津津乐道， “毒王”之类的称呼也让当事人心理负担巨大，且不说还有一些环节由于法治意识缺乏，导致病人姓名、手机号等被泄露，进而遭遇直接网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