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情人节，我送给自己一个近视手术做礼物

本人女， 33岁，在京打工人一枚，资深近视患者。
从初中开始佩戴框架眼镜，我的度数经历了“不断上涨—趋于稳定”的过程，从最初的200度涨到了600度。不幸中的万幸是，双眼近视程度差距不大，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散光。
这些年来，抽屉里的框架眼镜越来越多，一直堆着没舍得扔，总觉得还能做个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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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深近视眼来说，没有什么比一觉醒来就摸到眼镜更让人有安全感了。在我们家，早上最常听到的对话就是：“我眼镜放哪了？”“老公，帮我找一下眼镜！”“宝贝，帮妈妈看看眼镜在哪儿” 。
眼镜，眼镜，头等大事全是在找眼镜。
有一回，我晚上洗澡前随手把眼镜放在卫生间的某个角落，第二天早上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一大早全家总动员，把屋里翻了个底朝天，只为找到眼镜，还我个清晰的世界。
“口罩+眼镜”烦恼翻倍
疫情逼我把近视手术提上日程
我是个特别胆小的人，在女生里也算是娇气的，怕疼，怕麻烦。其实我早就动过做近视手术的心思，但一直没敢付诸实践。一是挥之不去的恐惧， “万一手术失败我看不见了怎么办” ，二是因为近视手术要花一大笔钱，感觉有这份钱不如去吃喝玩乐更划算，框架眼镜能凑合就凑合着，反正戴这么多年也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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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看到那些做了近视手术的女生能美美地化个全妆，还不用考虑摘戴隐形镜片的事情，我还是有一些羡慕。
我就一直在这样的纠结中来回摆动。
但谁能想到，促使我最终下决心去做近视手术的，竟然是疫情——或者说，是疫情下与口罩亲密无间的生活。
眼镜堆在口罩外面，稍不留神就是哈气铺满镜片，眼前的世界瞬间糊掉。这样的烦恼带来了一个连锁反应，每天要不停地用手去推眼镜，努力保持视野中的可见度，与此同时，还要花很多心思去找到眼镜与口罩友好相处的微妙角度，真是特别麻烦。
而我在不断的尝试中还发现了一个糟糕的规律：框架眼镜的损耗程度是与使用习惯相关的。因为戴口罩，我需要经常去推眼镜或者取戴擦拭，一副本来可以戴两三年的眼镜一年多就残了：镜腿儿松了，鼻夹变形；镜片还莫名出现划痕，只能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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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自己算了一笔“眼镜账”：参考北京正常的物价水平，换一副框架眼镜，用个像样的镜片，全套下来怎么也得1500块，算算我这十年下来的花费以及未来几十年的花费，并不是个小数目。
那么，如果这笔费用超过近视手术的开销，做手术一次解决问题会更划算吧？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内心深处是很渴望彻底摘掉眼镜的，这才通过各种方法说服自己把“做手术”的念头合理化。再回头看看身边那些已经做了近视手术的小伙伴，和跃跃欲试的“病友”们，我决定去探个究竟。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是“调查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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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目前在国内，近视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最常见的就是全飞秒和半飞秒，还有晶体植入，医生会根据患者眼部条件来决定适用的手术形式。
技术疑惑基本解决，我又被“怕疼”卡住。
当我还在纠结是否付诸行动时，之前总一起讨论近视手术的男同事“弯道超车”先去做了全飞秒手术，而且术后一天就正常上班了！听他在办公室嘚瑟手术有多顺利，视野有多清晰，我想做近视手术的愿望更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