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精神疾病能作为豁免死刑的理由吗？( 二 )

清初军国事务繁忙，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 ，直到清王朝统治巩固之后，因疯人滋事案件时有发生，地方官吏才纷纷提议采取对策。康熙二十八年，刑部覆准山东巡抚的建议，令嗣后“疯病之人，应令父祖叔伯兄弟或子侄亲属之嫡者防守，如无此等亲属，令邻佑乡约地方防守；如有疏纵以致杀人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这是清政府针对精神病人“滋事”问题颁布的首条预防性措施，责成精神病人的亲属邻里提高责任意识，防范精神病人滋事生非，其运行全赖精神病人的亲属邻里自觉自愿。因此，这一措施更像是一条警示性建议，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雍正九年（1731年），四川发生一起疯人杀死多命案件。川督于是上书刑部，希望其下令将所有的精神病人强行锁禁，以防其残害人命。此时的四川已经试令地方官对精神病人实行锁锢，但因这一措施执行与地方官的考核无关，加之川督无权惩治违抗该项政令者，所以在执行过程中收效甚微。经过斟酌，刑部决定采纳其建议，命令染患疯疾之人， “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 。为了有效贯彻这一政令，刑部还制定了相应惩罚措施，基本内容如下：疯病之人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如果看守不严，以致疯病之人自杀，其亲属、邻佑杖八十，地方官、该佐领罚俸三个月；如果疯病之人致死他人，其亲属、邻佑仗一百，地方官、该佐领罚俸一年（注：洪弘绪饶瀚：《成案质疑》卷一九。）。乾隆五年，这一政令经修改正式附例，形成定制。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作了补充：疯病之人，如家有严密房屋可以锁锢的当，亲属可以管束，及妇人患疯者，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令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锢。如亲属锁禁不严，致有杀人者，将亲属照例严加治罪；如果痊愈不发，报官验明，取具族长、地邻甘结，始准开放。如不行报官及私启锁封者，照例治罪。若并无亲属，又无房屋者，即于报官之日，令该管官验讯明确，将疯病之人，严加锁锢监禁，具详立案。如果监禁之后疯病并不举发，俟数年后诊验情形，再行酌量详请开释，领回防范。（注：《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
但实际情况里，没有几个亲属会把自己家疯了的人送去官府锁起来的。精神病人一旦遭到锁锢，便难以获释。道光六年，杨某因疯锁禁。未及一年，伊父以其疯病痊愈，呈请开释。刑部以为监禁不到一年，按例不应释放。
既然报官锁锢例在法理上难以贯通，在实施过程中又流于形式，其存在就失去意义。因此，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终于将其废止。
不过有了这个条例之后，一旦发生了疯病杀人案件发生，又当作何处罚呢？清朝初年， “凡疯病杀伤人者免议” 。也就是说，疯病杀人不追究任何刑事责任。直到康熙八年，刑部方决定对疯病杀人者加以惩罚，但极其轻微，仅比照“过失杀人律”从犯人名下追取埋葬银十二两四钱二分， “给付死者之家” ，此即“追银收赎”法，雍正五年律例馆奏准附例（《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然而，这里还是有漏洞，报官锁锢例颁布后，疯病杀人者除照例追取埋葬银两外，自然也被锁锢。但是，这些被锁锢的疯病杀人者病愈后又当如何处理，当时并未作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