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精神疾病能作为豁免死刑的理由吗？( 三 )

文章图片
清代县衙遗址浮梁古县衙
乾隆登基后大赦天下，下令“所有因疯杀人之犯，监禁一年，验明病愈，即予释放。 ”（注：《刑案汇览》卷首《赦款章程》。）但这种跟唐代时相似是为了彰显统治者的仁慈的，非常规性措施。乾隆十八、十九年，广西巡抚定长、山西按察使蒋洲先后就如何处置杀人疯犯问题提出建议，刑部在议覆时议定：“疯病杀人之犯，照例收赎，仍行监禁，俟痊愈后，以期年为断，如不举发，饬交亲属领回防范。 ”（吴坛：《大清律例通考》）乾隆二十一年，这一规定纂入律册。照此，杀人疯犯既要交付埋葬银两，又要遭到锁禁，直到疯病痊愈，已满一年，如果不再举发，即可获释。
但并非所有的精神病人真的可以做到病好后出狱的，在底线的设置上，清代算是划出了比较清晰的法律条文。依照清律，杀伤人命多寡是量刑的一个重要原则。乾隆二十七年例强化了精神病人的惩治措施，但它不分情节轻重而将因疯杀人者一概永远锁锢，未免失之笼统。因此实施不久，就有人提出异议。乾隆三十一年，高县人刘复兴因疯殴死陈氏并廖氏子媳一家四命，照例以追取埋葬银两、永远锁禁结案。四川按察使石礼嘉觉得此案处置失当，奏请更改原例，对杀死三命以上者“按律问拟” 。
乾隆帝览奏后，命刑部核议。刑部认为， “以疯狂无知之人与常人一体科断” ，既不能禁止患疯者不再杀人，又与“国家用辟原以止辟，而不以施于无可惩创之人”的立法本意相左，况且在杀死一、二命之案中，被杀之人何尝不惨遭非命， “是不论疯病之戕命而专论戕命之多寡，尤未允协” ，因此驳回石礼嘉之请。（注：《定例汇编》卷一三《刑部为请定因疯杀死三人以上之例以重民命事》。）
乾隆四十一年，左都御史崔应阶奏请对疯病杀人之案“分别轻重”办理。刑部却一改以前的态度，基本采纳了他的意见：“疯病之人虽属冥顽无知，但无辜叠被惨杀，俱系该犯亲手行凶，若仅监禁囹圄，不入秋谳，尚未为得其平。应如该御史所奏，嗣后遇有疯病连杀凡人二命以上者，即拟绞监候，庶定法益昭严密。至秋审大典，定例刑部会同法司九卿临时核其情罪重轻，分别办理，未便于拟罪时预行定议，所有疯病连杀二命拟绞之犯，应俟秋审时会同九卿酌办。 ”（《定例汇编》卷二四《疯病连杀凡人二命以上者即拟绞候秋审会同九卿酌办》。）也就是说，刑部将因疯杀死二命以上之犯处以绞监候，从此，清政府对疯病杀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因考虑到疯病杀人者丧失理智，所以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此后因考虑到疯病杀人案件系由疯犯亲手所为，所以决定严加惩治。这不但为判处精神病犯人死刑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开了根据杀人多寡来惩治疯犯的先河。
道光四年，直隶总督在处理崔五因疯砍死董王氏等一家四命之案时，奏请进一步酌立专条，明确惩治细则，以凭定拟。刑部采纳其建议，根据杀人多寡及被害者的家庭范围，具体规定了各类疯人杀人案件的惩治办法：嗣后疯病杀死平人一命或连杀平人非一家二命以上仍各照定例（乾隆四十一年的定例）办理；其实系因疯杀死平人一家二命者，于平人殴死一家二命绞决例上量减为拟绞监候；杀死一家三命以上者，于平人殴死一家三命以上斩决例上量减为斩监候，俱秋后处死。除致毙一命之案秋审时照例入于缓决外，其连毙二命及一家二命以上者，俱照向例入于情实。（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因疯杀死多命分别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