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精神疾病能作为豁免死刑的理由吗？( 四 )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关于杀死一命、多命之案的规定只限于被害者是“平人” ，倘若疯犯与被害者有亲属关系，则要根据“服属”远近、尊卑之份按律办理。从亲属长晚辈分关系而言，按例因疯杀死有服尊长， “俱应照律问拟，恭候钦定，并未因疯而宽其罪”（注：《定例汇编》卷一三《刑部为请定因疯杀死三人以上之例以重民命事》。）疯犯与被害亲属关系越近，其受到的处罚就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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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后婉容最终也是被折磨成了精神病
道光三年，安徽人周传用因疯戳死其父，安抚以为伦纪攸关，请依子殴杀父律，将其凌迟处死。刑部以为， “疯病杀人之犯，虽由疯发无知，然所杀系祖父母、父母，则伦纪攸关，迥非常人可比。在本犯身为人子，戕及所生，实属罪大恶极，执法者亦未便因其病发无知，即令日久稽诛，比俟奏明后方加刑戮，设本犯于未奉旨之先或在监病毙，不得明正典刑，殊非所以重伦常而惩枭獍，应请嗣后除子孙殴伤误杀及过失杀祖父母、父母仍各照定例奏明办理外，其子孙殴杀祖父母父母之案，无论是否因疯，悉照本律问拟，一面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一面恭折具奏，庶逆伦重犯不致久稽显戮”（注：《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疯杀父母无论因疯先行正法》。）自此以后定例：“殴杀父母之犯，无论因疯，先行正法。 ”
光绪十一年，广西人叶水生因疯砍死义母，广西巡抚以叶水生为其义母自幼抚养，恩义年久，应与亲子同论，拟以凌迟处死。（注：《新增刑案汇览》卷八《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因疯砍伤义母身死》。）这种对“以下犯上”者从重惩治的量刑原则不仅限于血亲关系，也推及姻亲及收养亲关系，这是因为清律是以伦常关系为立法基础。
从同辈夫妻、长幼关系而言，男尊女卑、兄贵弟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伦理观念，也是法理上一条行之弥久的普遍性原则。因此，如果夫妻、兄弟之间发生刑案，其处置方法也因尊卑、贵贱关系而不同。例如妻杀夫不仅在审断程序上比夫杀妻复杂，而且在量刑上也要比夫杀妻严厉。
除了杀伤人命案件外，清廷对其他疯人“滋事”案件也论其“犯罪”性质而采取相关措施。例如疯人捏写“逆词”案，或者疯人擅入“宫禁”案。由于“疯发无知” ，精神病人总不免胡言乱语，识字者则有可能书写“违逆”之词。按《大清律例》，凡捏造妖书、妖言及诈为制书者，皆斩。乾隆十八年，疯人丁文彬以呈献其编造的《文武记》、《太公传》、《时宪书》等书而被拿获，尽管承审官认定其素患疯疾，但因书中“大逆不道之言甚多” ，仍拟以凌迟处死，亲属缘坐，奉旨允行。
对于疯人擅入宫禁，清廷也并未因其疯狂而宽其罪。依照清律，擅入宫内御膳所及御在所者绞监候，擅入午门、东华、西华、神武门者各杖一百（注：《大清律例》卷一八《兵律宫卫·宫殿门擅入》。）。这些处罚同样施于精神病人。光绪六年，刘振生因疯误入皇宫，刑部一面依律拟绞监候，一面又以其语言狂悖，情节较重，难以疯发无知为解， “若仅照本律问拟绞候，尚觉轻纵，可否请旨将该犯刘振生即行处绞，恭候钦定。 ”同年，疯人李顺因寻伊侄太监李双喜索要钱文，由神武门走至隆宗门外，有干例禁。刑部依律拟杖一百，折责发落。
透过上述各色管制精神病人的措施，可以看出清廷对精神病人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宽到严再到宽的过程。只是，对于精神病人的定义，囿于古代医术不发达，其实很难讲是否真的疯癫，因此都设置了律法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