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衰败这笔账，罪魁祸首并不是杨国忠，而是唐玄宗的这一制度(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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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边帅，曾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也做过很不妥当的事情。唐玄宗有意夺回被吐蕃占领的石堡城（在今青海湟源县），王忠嗣认为石堡易守难攻表示反对，皇帝很不满意，但是只能暂时罢手。天宝六载（西元747年），将军董延光建议攻石堡，皇帝命令王忠嗣分兵接应，王忠嗣不得已出兵，但不肯就此事对将士悬赏，董延光很不高兴。董延光军攻打石堡失败后，董延光向皇帝投诉王忠嗣“沮兵”（故意打击士气），王忠嗣被治死罪，经哥舒翰营救改为贬官。后来哥舒翰攻取石堡，伤亡数万，验证了王忠嗣预言。
这件事也被史家拿来批评唐玄宗不纳忠言。问题是王忠嗣身为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即便与最高统帅意见想做，也该是“保留意见，坚决执行命令”！怎么可以阳奉阴违，故意拖后腿？董延光投诉他“沮兵” ，并不是诬告。
崔希逸和王忠嗣都被视为忠君爱国良将，良将尚且无视皇命迹近跋扈，等而下之者就更不堪了。节度使们已经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不再对皇权唯命是从。
李隆基不是不懂猜忌的老好人，事实上斗争这根弦他一直绷得很紧，因为怀疑与太子关系暧昧，他赐死了名将皇甫惟明，将王忠嗣几乎一撸到底，就是怀疑有人会用边镇精兵威胁他的地位。
既然连汉族大将都靠不住，唐玄宗更不可能真正信任那些“素无信义”的胡人，这些人肯给朝廷卖命，无非是“畏威贪利”而已。然而此时大唐已经不是贞观年间，做不到“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 ，即便不考虑实际战斗力，关中彍骑满编也不过12万，而边镇编制是49万！强弱之势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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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搞过裁军，盛唐边军最多曾达到六十余万，名相张说建议裁撤二十余万，此后又有反复，最后定编为四十九万，这是边防刚需，无法再作太大调整。他也想过避免边将久任，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节度使地位很高，调任入朝要升迁尚书宰相才合适，而中枢显然没有那么多空缺；而且节度使们也会进行抵制。 “（高仙芝）寻除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捴面请留” 。
既然“威”不太靠谱，那就诱之以“利” 。于是唐玄宗积极支持边将对外军事扩张，用重赏将边镇的注意力引向域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
所以李隆基并不怎么计较边将们的军事失败。高仙芝兵败怛罗斯，安禄山征讨契丹，都是全军覆没，换到汉朝肯定要问死罪，最好结果也不过是赎为庶人；而在大唐他们几乎毫发无损，继续高官厚禄。因为这反映了态度问题：愿意外战就代表着没有异心，就是好同志。
因此，在李隆基看来，剑南军的失败只是能力问题，而大节不失，当然没有必要太计较。
四、宋开府的迂腐
从长远看，李隆基的鸵鸟政策必然破产，因为军事扩张有其极限，边将们迟早会发现内地军民比域外胡骑好对付。但在短期内效果还是不错的，毕竟大唐百年积威还是能够唬人的，于是乎内地官民安居享太平，边镇将士力战求重赏，大家都基本满意，盛世也就这得过且过么维持下来。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实行宋璟那个刻薄寡恩的“不赏边功”政策，无疑将大大激怒边军，使他们怨恨朝廷，非但防不了“黩武” ，甚至可能提前引发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