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签下生前预嘱，只为生命体面“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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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预嘱立法，患者的临终选择有了法律保障，这是尊重生命权利的体现。但是，由于传统观念避讳谈论“死亡” ，加上子女担心背负“不孝”骂名，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和接受度仍较低，推行中也面临难题。专业人士表示，需引导民众对生前预嘱树立正确认识，加强生死观教育。
当生命走到最后一程，是进ICU抢救，还是自然死亡？近日，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提出， “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 。
“生前预嘱立法，旨在让疾病终末期患者和不可治愈患者善终，让他们少一些痛苦、多一些尊严。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李瑛在《工人日报》采访人员采访中表示，这保护了患者为自己生命做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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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青绘
生前预嘱体现医疗重点从疾病转向人
“签署生前预嘱，是患者对医疗行为的选择。 ”李瑛说，以往医疗重点是疾病，医生要尽一切努力抢救患者，直至其死亡。例如，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仍会把患者送到ICU ，进行气管插管等维系生命。 “生前预嘱关注生命质量，也体现出医疗重点从疾病转向了人。 ”
2015年7月，秦女士89岁的母亲突发脑梗，被送入ICU病房。 “当时母亲深度昏迷，要插胃管。但由于插着胃管难受，昏迷中母亲多次自己拔掉，而护士只能一次次再插回去。 ”秦女士告诉采访人员，整个治疗过程，母亲痛苦，她也很痛苦， “插胃管时我都无法忍受待在病房。 ”
母亲离世后，秦女士痛苦了整整两年，每每想起母亲生前的最后时光，她都忍不住伤心落泪。
“母亲以这样的方式离世，我们是有遗憾的。 ”秦女士说，那时没听说过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所以尽管当时知道母亲被抢救回来的概率很低，但作为子女，只能全力配合医生救治。
李瑛表示，徒劳的过度抢救，往往只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同时给家属造成经济和精神压力。 “尤其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生命支持治疗医疗服务只能延缓濒死期，对治疗原发病或恢复生命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
确定无法治愈后希望能有尊严地离开
生前预嘱，是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指示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
目睹过母亲最后的治疗，秦女士没想到，四年后，她会再次面临相似境况。
2019年，秦女士57岁的丈夫确诊肺癌。经过一年多的手术、化疗，以及肺癌转移后的靶向治疗，丈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
不过，这次夫妻俩对生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治疗期间，秦女士和丈夫主动联系深圳生命关怀协会，了解并共同签署了生前预嘱。
“确定无法治愈后，我们希望能舒适、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经历各种难忍的疼痛，让生命延续十多天、一个月……”秦女士说，她还清晰地记得预嘱内容，包括“我不要疼痛”“我不要任何形式的痛苦”“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不一样的告别方式，心境也不同。丈夫离开后，秦女士的创伤期较短。 “居家治疗期间，我们尽量做到高质量陪伴，互相道歉、道谢、道爱、道别，说了很多话。 ”她告诉采访人员，丈夫离世前，还一一发微信与亲朋好友道别，告诉大家他要走了，来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