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诊员，临时家属还是医疗黄牛？( 三 )

从业多年后，郭亮注意到，在北京，代问诊业务是最多也是最复杂的。这部分需求主要来自外地患者，他们向往更好的医疗资源，同时疫情防控下就诊流程相对复杂，他们更倾向于先请人去“探探路” 。
有数据显示， 2019年，北京医疗机构的就诊人次数超过2.6亿，其中外地来京患者约占三分之一。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 2020年，全国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医患者达到599万例，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总人次达8238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一庞大的数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减少。
“80%以上的客户是外地人。 ”郭亮近年来服务的对象，特征很明显——因为疫情或者身体原因不方便自己来医院的，就把所有的资料证件寄给他，让他去医院问诊拿药，再快递回去。
这类服务对陪诊员专业度的要求更高。 “如果帮第一次看病的人代问诊，需要先全面细致了解对方的病情、痛点、过往病史等，再和医生交流；如果是复查的患者，需要准备好对方的各种检查报告、治疗材料，充分了解恢复情况等。 ”郭亮说。
因此，他更愿意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就诊规划师” 。他向采访人员解释道：“现在就医基本上都需要预约，一些异地患者到医院预约了检查却不能当天做，只能住下来，食宿成本很高。而我的工作是帮患者提前规划好，代开检查预约单，等患者一到就可以直接做检查，医生当天看完就能出结果了。 ”
在他看来，陪诊服务始于接单那一刻。他会提前和患者交流，了解对方的病况和就医需求；还要熟悉医院结构、诊室分布，清楚医生的专长，为患者提供选择。
他也遇到过不少特殊情况，比如有外地高龄老人突发疾病，要来北京就诊，这种情况必须得有家属陪同。但对于一些患者和家属来说，北京医院的就医流程过于复杂，稍有差错，容易耽误时间。这时候，他作为陪诊员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问清楚患者和家属的需求后，郭亮会根据情况推荐科室，告诉他们怎么挂号，同时提醒他们携带好身份证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以往的检查报告。就诊当天，他帮患者和家属取号、建卡、买病历本，再到指定楼层分诊台报到。这些琐碎的事情解决后，他带着患者和家属来到诊室门口，进入诊室前，他再次帮他们把相关情况一条一条列清楚，如发病时间、遗传史、目前病况、来京就医诉求等。
“疾病面前，很少有患者和家属能条分缕析地把问题说清楚。 ”郭亮理解患者和家属的忧心，也明白他们拿着一大堆检查单不知道去哪里的迷茫，所以他会尽力帮他们捋清楚，帮他们走流程、排队，排到了就发信息让患者直接进诊室检查，检查结束后他还会反复重复医嘱， “怕他们太紧张漏掉了重要信息” 。之后几天，他还会进行回访，叮嘱患者和家属注意事项和复诊时间。
这种形式于医生而言也有益。北京某三甲医院一名刘姓医生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采访人员，其接诊过一些患者，明明是来看脊椎受损的，却和大夫说自己头部或心脏不舒服。
“这样的问诊，在医院实在太低效了。 ”刘医生说，不过这两年逐渐接触到一些陪着患者来看病的陪诊员，对方能简明扼要说清问题和诉求， “相当于为患者和医生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
定价无标准培训为圈钱
早期发展阶段乱象频出
在重庆做陪诊员的李成接收到的求助，更多来自患者子女，因为工作忙、顾不上生病的老人；也有不少年轻家长，孩子生病，他们便慌了神；偶尔有一些独居人士，或是身体不便需要帮忙，或是心里难受需要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