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 ， 我想和当地医生讨论病人的死因 ， 但刚说了几句话 ， 就没办法说下去了 ， 立即转身 ， 快步走到病房外无人的角落 ， 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因为新冠的关系手不能随便摸 ， 不能擦眼睛 ， 没有纸巾 ， 口罩也很宝贵 ， 我只能站在原地两三分钟等眼泪干了 ， 再回到病房 。 “想到一年前的经历 ， 刘一云仍然动情 。
“虽然在ICU工作多年 ， 但我从未在短时间内见过这么多的生离死别 。 当病人救治希望渺茫时 ， 当地医生的眼睛都盯着我 ， 我知道所有人都希望把病人救回来 ， 但我也知道如果继续给病人最高强度的治疗不但无法改变结局 ， 而且只会增加病人的痛苦 。 然而 ， ‘放弃’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我一直认为 ， 医生放弃的时候才是病人真正失去救治希望的时候 ， 所以 ， 选择放弃高强度治疗转变为姑息治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 ”
这似乎是医生的通病——对救回来的病人觉得理所应当 ， 对救不回来的病人耿耿于怀 。 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 ， 这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总是缠绕着刘一云 。
但也就是在这4个月的时间 ， 随着所有人的努力 ， 重症、危重症病人死亡率从近乎100%降到80% ， 再降到60% 。 这些改观 ， 让刘一云得到一些安慰 ， 也让她在两年后再想起这段经历 ， 觉得没有辜负这段时光 ， 这段旅程 。
维持心理健康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 这当然包括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 。 在前线工作数月 ， 工作人员往往感到疲倦 ， 并有许多新的经历需要反思 。 他们也许会需要协助 ， 好让自己能更好地处理情绪和面对创伤经历的自然反应 。 在出发任务前 ， 他们接受全面预备培训 ， 当中包括心理健康的部分 ， 就压力管理、自我护理、应对方式、创伤的短期和长期反应等范畴提供指引 ， 以及协助他们应对意外状况和极端疲惫 。 此外 ， 每个行动部门都有一个心理健康支持小组 ， 鼓励所有前线工作人员主动求助 ， 如果团队经历创伤事件或异常高压的状态 ， 组织的心理学家会因应情况前往项目地点或通过电话、视频连线提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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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 ， 在也门亚丁 ， 无国界医生的医护将一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转移到新建成的重症监护室?JacobBurns/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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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 ， 无国界医生和卫生部门的医生们乘坐医疗船去雨林里的偏远社区?DiegoBarav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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