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职场里年轻的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二 ) 癌细胞

彼时，他在北京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从事内容运营，事业正处上升期。那段时间，他对环境的感知无非是户外日益严重的雾霾和新装修办公楼里难闻的气味。更早之前，他在媒体领域深耕多年，一年到头都很少感冒。
接下来的半个月，张源请了假，瞒着父母住院、手术。病理显示为“恶性肿瘤”，和三颗肿瘤一道被摘除的，还有他的全部甲状腺。手术前，医生宽慰他：甲状腺癌是所有癌症中症状最轻的，治愈率可达80%，已经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医生同时也提醒：“但它毕竟是个癌，你要做好未来两三年和它纠缠、战斗的心理准备。”
手术成功，并不意味着癌细胞偃旗息鼓。医生嘴里的战斗，指的是张源不仅在术后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激素，还必须持续警戒，与体内随时可能复发的危险癌细胞进行对抗。
术后的头一年，张源确实经历了病情的反复：每两三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大剂量碘-131放射治疗——一种利用碘131射线杀死癌细胞的疗法。放疗的辐射非常大，每次治疗，张源都被关在单独的房间里。治疗结束后，他全身乏力、浮肿，恶心呕吐，过一条马路甚至要用十几分钟。
更大的焦虑是经济上的。持续的治疗需要持续的钱，除去报销，张源还花了20来万，存款早已耗尽，一度需要找朋友借。病友群里，常有人分享对返岗后工作的忧虑。张源也隐隐感到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工作。
早期治疗期间，他与公司主管一直同步病情、保持联络。让他庆幸的是，主管当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还和部门HR到家中看望过他一次，对他说：休息吧，等病好差不多了再回来。
2015年夏天，张源见病情稍稳，两次提出复工。第一次，他刚返岗没几天，指标就再次波动，只好请假又回去做了一次放疗。再次复工的日子拖到了这一年9月，他终于回到公司，准备正式接入正轨。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另一个战场。
时隔一年，此前的工作团队已因业务原因解散。原本从事内容工作的张源被划归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商务团队，事先没接到过任何通知和问询；诺大的公司里，张源也再找不到自己存在过的痕迹——办公区域变了，相熟的同事离开了，连工位上的电脑和其他私人物品也不翼而飞。他四处找人问，没人能给出解释。
张源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了”。再往后，他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被边缘”：商务团队的领导从不给他分配核心工作，内部小团队开会也不叫他。张源猜想，也许是因为自己病刚好，又是业务上的新手，领导不信任。但不会可以学，他尝试向领导争取机会，却一次次被搪塞回来。
这期间，上级也劝过他主动辞职，并被告知如若辞职可帮忙要些赔偿。张源不想失去工作，拒绝了这个提议，之后他再度被调岗，被安排到了另一个需要值班的信息支持部门。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要我”，他感到了一种赤裸裸的被嫌弃。他想证明自己并不差。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安排值早班，早七点至下午四点。每个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张源都会准时坐在工位上，需要加班时他也坚持，有时待到晚上七八点才离开。春节期间，他还独立值了三天班。
即便如此，小半年后，张源还是接到了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的消息，理由是“工作效果不好，身体不适合工作，不能接受大夜班”。他觉得委屈，一方面并不认可这样的工作评价；另外，由于组内也从未出现过大夜班的要求，怎么就下结论说他“不能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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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师刘伶利治疗癌症期间，被学院以旷工为由开除，随后刘伶利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在一审、二审法院都判定开除决定无效的情况下，博文学院却迟迟不履行法院的判决，直到刘伶利老师去世。图源：刘伶利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