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职场里年轻的癌症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我经历了两场战斗( 三 ) 癌细胞

多方沟通后，张源意识到无法挽回：因为他得了癌症，公司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他了。
愤怒和无助之下，张源写了一篇名为《一名患癌症被离职员工有话说》的长文，发在公司内网上，并以群发的方式发送至几千名同事的工作邮箱。文中，张源细数了自己从患病、手术到复工，再到被边缘化、被迫离职的全过程，向所有同事喊话，质疑公司歧视癌症员工。
帖子点燃了公司内部的舆情，评论区里涌进了同事们1000多条评论。张源至今还收藏着当年的评论区截图——留言中，最多的是“早日康复”，很多人支持张源维权到底，还有人建议公司成立专项基金，给病魔缠身的同事更多一些帮助。
那之后，张源和公司的关系彻底崩坏。人事部门最终与他商议，拟了一份后来被他称为“不平等条约”的协议，补回几个月病假期工资作为补偿，条件是不可在外界传播此事。当时，有朋友建议他应该继续争取，要一个相对清闲职位的转岗机会。张源放弃了，他想要远离是非之地，专心把病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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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下的歧视
与张源不同，患癌十几年的钟小敏感受到的职场歧视更多是温吞、隐蔽且面目模糊的，它们不被摆在明面上，更常隐藏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水面之下，不仔细观察压根看不到——在液态青年的走访中，这是大多数癌症幸存者遭遇到的常态。
“没有任何人和企业会承认有歧视，只有当事人能感受到，也很难举证。”钟小敏说。
2008年，彼时27岁的钟小敏被确诊为乳腺癌。确诊时，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后期的阶段，治疗风险不小。钟小敏原本是广州一家外企的财务经理，病发前，她的手头正负责着推动公司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为了不耽误工作，她在确诊初期曾一边上班一边化疗，一直坚持到手术前夕。
手术后，她休息了四个月，再回公司上班时，她敏感地意识到，别人看她的眼神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一些不熟识的同事会偶尔打听她的病情，同组同事照顾她，会默默替她抵挡闲言碎语，也从不让她干重活。
一开始，钟小敏并不在意。直到2010年，当时她已经康复了一年多。一天，她得知，自己岗位之上有了一个晋升名额。上司约谈了她，透露出想要提拔她的意愿，并要求她做出“保证后续身体能坚持，不会复发影响工作”的承诺。
“但我不能做出一个我自己都无法确定的承诺”，钟小敏感到荒诞又无力，她突然发觉，“原来从病的那刻开始，我就已经被区别对待了”。

文章插图
2018年4月23日，身患胃癌的教师何荣林在讲课。他的胃部已完全被切除，且做过八次化疗，他说上课能暂时让他忘记病痛。
被区别对待，几乎存在于周影康复后求职的每一个环节。
最初她很自信。她的履历也确实优秀——名校毕业，硕士，得过很多大奖，媒体资源丰富。此前，她换过三份工作，求职成功率在70%以上。但她也做了坏的心理准备，预想可能会有雇主介意她生过病，觉得坦诚沟通就好，不行就算了，“如果一家公司会因为疾病歧视我，那我也不认为这会是一个值得我付出的团队”。
但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还是让她慌了手脚。
有些回绝来得粗暴。一个猎头曾联系到她，表示非常看重她的履历，一定要帮忙推到一个好公司。周影不想隐瞒，主动告知了对方病史。结果消息刚发出，就显示已被对方从微信上拉黑。
周影也知道，隐瞒病史，撒个谎、把病休期搪塞过去可能是权宜之计，但她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得癌症不是我的错。”
更多拒绝是模糊而滞后的，这使得她只能在一次次漫长等待中捕捉那些“没有消息的坏消息”。有一次，她经过朋友内推，将简历转给了一位头部教育平台的中层主管。这位主管与周影有过交集，知道她生病的事，便委婉地问她“是不是和小A一样的病”——小A是她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女孩，得了甲状腺癌。周影如实说了。几天后，对方没了消息。发信息询问，也没得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