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由疾病而生的隐喻，如何重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新冠肺炎|奥德丽·罗德|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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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o Zambonato -
桑塔格的价值观要求一种真理：我们要看到疾病真实的面目。不过关于疾病的真理是什么呢？桑塔格有时被指责为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她认为关于疾病的真理只能用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中那种冷静、客观的语言来讲述。罗德关于癌症的文章是一种自白，而桑塔格拒绝从冷静客观的分析跌入个人化的自传。（然而，女性的论作总被解读为是个人化的。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称，《疾病的隐喻》“是一本非常个人化的书，但为了合乎体统而假装是一本论著” 。）《疾病的隐喻》可能是在她癌症康复后写的，但它绝不是一部回忆录。正如安妮·博耶尔（Anne Boyer）在《不死者》（The Undying）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描述乳腺癌和化疗时，桑塔格从未在同一句话里同时使用“我”和“癌症”这两个词。
【新冠肺炎|由疾病而生的隐喻，如何重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桑塔格用文本的晦涩来对抗一种浪漫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身体视作不断发号施令的权威。生而为人，就是要发现自己是被他人解读和阐释的个体。无论是对于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的“现充”还是紧张不安的“社恐”，社交总是一种在展示与隐藏之间来回切换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自我的塑造取决于我们将哪些看作密不示人的隐私。而疾病打破了这种动态。疾病的部分作用是，扰乱从我们模式化的、天生的行为中涌现的自我感知，以及我们将这种感知投射到社会环境的能力。在疾病中，我们对于身体的感知不再是“由内而外”可以把控的，而是由他人加工过的有关这具身体的经验（例如医生或朋友对于病状的描述），从外部接管并渗透了我们原本的感知。博耶尔的回忆录中戏剧化地表达了这一进程。“生命……在肿瘤学这一陌生的术语下被打破了。”她写道：
病人变成了信息……护士会询问我关于自己身体的感受。他们把我描述的感觉输入电脑，点击对应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长久以来被指定为某一特定的种类、名称，以及对应的保险种类……我把自己的感觉信息化了。是医生在解读我——或更确切地说，在解读我的身体变成了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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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gie Chiang -
对于桑塔格和博耶尔来说，癌症是一种令人压抑的体验，让能够被他人解读的身体代表她们本人、甚至越过她们本人说话。只不过对于桑塔格来说，这里的身体是通过关于癌症的道德隐喻来表达的；而对于博耶尔来说，则是通过官僚化医学中苍白的词汇。在桑塔格的分析中，疾病的隐喻使得她对于他人来说变成是可解读的，而她也理所当然地对此感到厌恶。
不过也有像罗德这样的病人，在疾病威胁着要吞噬他们之后，也会使用隐喻来重塑他们对身体原本的感知。对于这样使用的疾病隐喻，桑塔格应该会如何看待呢？这很难说：虽然桑塔格告诉了我们很多，要如何不去谈论疾病，但对于我们应当如何谈论疾病，她却相对少言。有一些零散的线索：在她之后出版的著作《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她把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视为疾病写作的范例。《瘟疫年纪事》出版于1722年，为1665年在伦敦爆发的鼠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当然，这是一部纪实小说：笛福将死亡人数列成表格，否认有虚构情节；他故意巨细靡遗地描述，但却十分引人入胜。他的小说像是一块透明玻片，我们可以透过它看见鼠疫万人坑和紧闭的房屋，他们就在那里，不曾被解读。桑塔格赞同这一做法，因为他没有“进一步将鼠疫理解为一种天罚或……一场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