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由疾病而生的隐喻，如何重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二 ) 新冠肺炎|奥德丽·罗德|苏珊·

桑塔格与她过去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在1965年的论文《论风格》中，她写道：“所有的描述都在一种特定的风格中体现……因此严格来说，没有现实主义这种东西，除非它本身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风格习惯。”说明性的、非个人化的和平实的写作，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有选择性，就像华丽绚烂、与世隔绝或美好无缺的作品一样，是情感的投射。我们梦想着有一种可以直击事物本身的描述，但关于这种“没有风格的、透明的”描述，只是一种执着的幻想。而当桑塔格写《疾病的隐喻》时，她似乎已经陷入了这种幻想：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医学的语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其写作越接近于纯粹的流行病学记录，也就越接近于这种渴望已久的透明性。
这听起来像是，桑塔格通过医学语言为病人们提供了一种专属于他们的表现疾病的方式：一种完全中立、不带观点的语言来描述疾病。在这种解读下（桑塔格便是被如此解读的），这样的观点很难有吸引力。毕竟，实验室和诊所并非虚幻的场所。疾病总是与人相关的，它对患者来讲是真真切切在“此处”发生的事情，或对他者而言是发生在“彼处”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德和博伊尔是在指责桑塔格对隐喻的反对忽视了疾病始终是一种个人事件，而不仅仅是医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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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桑塔格的文章值得更细致的解读。她对隐喻的怀疑并不是要求一种剥离了个体性和倾向性的语言。准确地说，她怀疑的是幻想。她认为，我们关于疾病的语言应当起到提防幻想的作用，而非引发幻想。隐喻并不能做到这一点。隐喻的内容是可塑的、开放性的，并且难以给出确切的说明。当一个隐喻“看上去是对的”时，往往说不清这是为什么。隐喻以一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方式，重构了我们的思维。
《疾病的隐喻》既非不加评判的医者宣言，也非指导我们如何客观表达的说明书。隐喻可以被用来重构有生命的身体，但当我们这样使用隐喻时，这种重构有陷入“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风险。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其他选择？还是说生存的意志总会陷入某种形式的幻想？
桑塔格自己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1975年，当桑塔格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她的医生都很悲观。医生告诉她，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她一气之下离开美国前往法国，尝试一种在美国没有的激进化疗方案。她挺了过来，却又两次被诊断出患有癌症。70岁时，她得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诊断：白血病。一年后的2004年，桑塔格去世。
2008年，桑塔格的儿子出版了一部描述她生命最后岁月的回忆录。他写道：“我的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是那种对于真理抱有绝对渴望的人。确诊后，她依然保有这种渴望，但她渴望的是生命，而非真理。”正如她的儿子所记录下的，她对于生命的渴望，体现在她对治疗抱着一种勉强且强横的乐观态度。“为了让她相信自己会被治愈，我的母亲需要相信，她所深爱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桑塔格的一生展现了以真理为上的价值观念有着怎样的局限性。剥离了幻想的生命可能无法生存，而当面对死亡时，最平实的语言也能成为幻想的载体。最后一课是最难学习的：幻想与真理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很模糊。如果桑塔格像她的医生预测的那样，在1975年便因为癌症去世，那么她可能从一开始就像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