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之骄子到宅家躺平，教育还能拯救“陨落”的二本学生吗？不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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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十三邀》节目中许知远对话黄灯，聚焦中国“二本学生”的探讨引起许多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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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档知识分子对谈节目， 80后北大毕业生许知远的“精英身份”这次显然没有派上太大用场。这期节目可能是有史以来，许老师发表言论最少的一期，对谈最少的一期，以及是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喝糖水）结尾的一期。颇具玩味的还有一幕，许知远被邀请在黄灯老师的导师课上发言，面对围坐一圈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主页君能感受到他些微的不自在和“无话可说”（对比“许知远对话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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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的这种“失语”境地，外滩君将其看作整个中国对“二本（及专科）”学生及其命运遭际“失语”的缩影。尽管节目在一开始引用了一组大数据来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二本学生”：2020年，高考人数约为1071万人， “一本”院校共录取约195万人， “二本”和专科类院校共录取771万人。尽管节目还采访了不少黄灯的“二本”学生（还有现在的专科学生），镜头闪现了他们的出租屋、他们的聚会、他们的导师课。但这更像是一种远距离的样本式观察。最触动主页君内心的描述，还是出现在黄灯老师的书中（《我的二本学生》）：“那时候，我整天看镜子，看自己还是不是个人”“我一路走过来，辛苦得要死，还不如死在路上”“我一想到通过自己的努力，还不一定成功，就绝望得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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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30年的时间里，黄灯先后作为“二本”学生的亲历者、观察者、教育者，双重视角对比了70、80、90三代“二本”学生在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历程和命运，在她的笔下，他们不是数字积累而成的数据，而是值得深思的显现在群体共同命运中的个体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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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出身湖南农村的黄灯考入岳阳大学——一所当时的大专，排名可看作今天的“二本”院校，在1995年毕业之后服从国家分配，进入一家国营纺织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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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黄灯“享受”着教育带来的改变——读大学让她从农村出身一变而成为国家的“干部”身份，工作单位的工薪和单位宿舍让她在生活上没有忧愁，作为文学青年，她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阅读和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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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时代的浪潮带来的变动中，她成为600万下岗职工中的一个。在命运转折的第一个路口，生命中对文学没由来的热爱让她选择继续读书，并最终成为武汉大学的文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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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硕士毕业后，黄灯又考入中山大学攻读文学博士， 2005年，毕业后进入广东金融学院成为一名教“大学语文”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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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进入高校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开始，黄灯作为班主任带过两届学生， 06级和15级，非常巧合的是，作为70后的她，带的分别是80后和90后（确切说是95后）。带着对自我的体察和对学生的深度、长期观察，她对照了三代“二本”学生的教育命运。 70后：享受国家和政策的红利一代199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有80多万人，约占当时总人口0.067% ，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在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下， 70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他们大多数在国家或政府单位工作，享受了分房政策，在日后多数人获得了升迁，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处于中上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