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细胞|“盛世”过去，再无资本支持，我看到心脏支架集采前后的潮起潮落世界卫生组织|基因|患病

冠脉支架集采后，介入手术量依旧上升，市场规模仍在持续扩大，但企业们的注意力早已转移。无他，利润率的毁灭性下滑是一切商业模式的丧钟。
回顾冠脉支架在中国的商业化，一路历经了萌芽、狂热、萧条。变化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突如其来的集采像一记闷棍，行业的“蓬勃”转瞬即逝。
当年支架的狂热，也吸引了科研人员。
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专用材料与器件研究部主任杨柯看来，他既是这一切的见证人，也是亲历者， “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 。支架的狂热吸引了医生、厂家和热钱，有关冠脉支架的生意，一度快速膨胀成为医疗器械圈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以一种蓬勃的自驱力链接着医生、医院和企业。
这项曾经代表心内科诊疗实力、决定一个医院营收水平的技术，现今究竟有多下沉？按照心内科大夫们的说法，如今几乎每一个县医院都能开展这项手术。

1998年以来，杨柯目睹了中国冠脉支架产业在集采前后的潮起潮落，从业者的来来去去。他曾在因缘际会之下，闯入了自己曾一无所知的冠脉支架金属材料研究领域。时至今日上下求索20余年，产出数个研究成果，却还没有一个真正转化为可用在中国患者身上的产品。
旁观中国冠脉支架产业发迹的这20余年，杨柯十分感慨，那些燃烧的资本和翻涌的希望，很可能是中国医疗历史中难以再现的“盛世” 。
【癌细胞|“盛世”过去，再无资本支持，我看到心脏支架集采前后的潮起潮落】以下是他的自述。
命运的十字路口——踏进心脏支架研发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能够开展心脏支架介入手术的医生在医院中地位极高。据说，当时东北一家大三甲医院的收入一半都来自心内科，而且心内科主任可能是全院里第一个买别墅的大夫。
开始冠脉支架材料研发，于我是一个巧合。
我记得是1994年，全球第一个成功获批的冠脉支架产品在美国出现，不久后这种产品在中国开始推广。那时，国内使用的冠脉支架都是百分百进口，价格很贵。
大概1998年的某一时候，我在出差的火车包厢里遇见了触发我开始金属生物材料研究的“贵人” ，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占全。他应该是东北地区开展冠脉支架手术的先行者之一。
他告诉我，冠脉支架的临床治疗效果好，患者增长率高，但是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支架产品。他认为，我作为金属材料的研究者可以去尝试（冠脉支架国产化）这件事。
在此之前，我的研究领域是先进钢铁材料，包括不锈钢，从未接触过生物材料，也不了解心脏支架。那时国内生物材料研究方兴未艾，在外人看来颇为神秘。虽然对生物材料不熟悉，但朦胧的我仍然决定试一试，因为当时的支架材料还是医用不锈钢。
回到沈阳后，我组织了一个由支架用薄壁精密管材、支架结构设计、支架激光切割加工等人员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不锈钢冠脉支架。
那时，心脏支架的研发技术门槛较高。实际上，当年国产的激光加工机还不能完全满足支架切割加工的精度要求，而且由于经费限制，也不能购置进口设备。因此，我们只能对国产设备进行改造，提高加工精度。 2~3个月后，我们完成了不锈钢冠脉支架的样品制作，开始与李占全副院长合作进行动物实验、临床试验，以推动这一新产品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