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如何应对“疫情倦怠”？一个来自人类学者的建议 Acedia|疫情|人类学者|建议|突发

文章转载于微信公众号“信睿FM” ，原文刊载于《信睿周报》第44期
2022年的春天，我们仍然处于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之下。随着深圳、上海等城市先后进入大范围检测和封控的紧急状态之中，最初的那种焦虑和恐惧仍旧普遍，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无以名状的疲倦感，在新日常中弥漫开来。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倦怠” 。作为一个近两年十分流行的词汇，倦怠既是一种个人感受，也是医学描述中的“突发应激能力”被掏空之后的状态，更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症结。倦怠的背后，是对秩序和确定性的期待，以及优绩主义的陷阱。
焦虑是否一定是一个时代病症或现代性问题，我们难以确定，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确定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一个焦虑无所不在、全面覆盖、深度渗透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焦虑是否一定是一个中国特色问题或发展阶段问题，我们也难以确定，但生活于当下中国的我们大概也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几乎每个个体都能感受到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焦虑。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更为关注的显然是社会性的焦虑和结构性的焦虑，尤其是其具体的生成机制和文化逻辑。确实，焦虑的生成和强化有着其具体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观念性和处境性。
一年多来，因为新冠疫情，我们被笼罩在一种全方位的焦虑和全新的不确定性之下，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似乎也很难回到从前，比如不戴口罩出门。在一个习惯了每天都有to do list（待办事项），年终要盘点总结，去到每一个餐厅、景点、国家都要打卡的时代，这种无法做（长远）计划、无法预知未来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生活无疑给习惯了全球化与流动性（无论是货物、人员还是信息）的我们带来了对不确定性的新体验。
我们对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紧张、焦虑都不陌生，无论是不停地刷手机、看新闻，还是对身处其中的风险的切实恐惧；我们对发生如此大规模疫情蔓延的无助和恐慌也并不陌生，无论是抢口罩、无数次地洗手，还是需要就医的等待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病急乱投医”；愤怒和悲伤也不少见，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所描述的，悲痛之中隐藏的难以名状的愤怒甚至足以使菲律宾的伊隆戈人去砍下敌人的头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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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如何应对“疫情倦怠”？一个来自人类学者的建议】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Renato Rosaldo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无以名状的“倦怠”
在一个长期的疫情状况下，应激机制并没有一个结束、恢复、重建的过程，所以突发应激能力被掏空之后的状态就变成了荷利所描述的一种“焦虑似的抑郁加上赶不走的倦怠”的复杂混合体。
除了这些可以被“命名”的情感，似乎还有许多无以名状之物，说不清的“累”“提不起精神”“无所适从”及“效率低下” 。科学采访人员塔拉·荷利（Tara Haelle）在一篇题为 Your “Surge Capacity” Is Depleted —— It's Why You Feel Awful(《你的“突发应激能力”已经耗尽——这是你感觉糟糕的原因》) 的文章里提到了一个医学词汇——Surge Capacity（突发应激能力）。其指代一系列心理和身体的应激系统在人类面对极端压力（比如自然灾害等极端状况）下的短期生存机制——但自然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发生，即使灾后重建非常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