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骂是死者附近的兀鹫，却也是 30 万人活下来的希望( 三 ) _健康小知识

【他们被骂是死者附近的兀鹫，却也是 30 万人活下来的希望】「好几次家属同意了，文件全部签好了，那边心跳一下子没了，器官缺血，不能再使用了。」
为了减少脑死亡后的等待时间，协调员需尽可能在脑死亡发生之前完成相关文件的准备和签署。
于是，看上去，病床上人还活着，协调员就开始与家属谈起后事了。
实际上，通常只在主治医生认为这个病人已经「病情不可逆」，几乎没有抢救可能的时候，才会将病人转介给协调员；而且，潜在捐献者家属签约表示愿意捐献并不会影响主治医生的全力抢救。
有极少数的潜在捐献者在签约后居然奇迹般地扛过了死亡，痊愈出院了，按照规定，他们的医疗费用会被全部减免，这些人往往会在之后主动去登记自己的器官捐献。
徐燕给我看了她相机里的照片——无影灯下，身着蓝衣的6位手术医生向白布下的捐献者鞠躬、默哀——这是每一例取器官手术前的必须程序，这位协调员会把她所做的每一例的送别照片拍下来发给捐献者家人，「留个念想吧」。

文章图片
向器官捐献者致敬
「我们的决定是不能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一位协调员告诉我，曾有捐献者家属告诉他，正是这句话，坚定了他们捐献的决心。
打开「新生」的门
符合捐献条件的人捐献的可能性有多大？好几人给我的回答是，「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前几年大概10几例能有一例肯跟你谈，现在大概会有两个人就有一个说表示可以考虑下。
如何向悲痛的家属解释？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协调员更多地依靠分析能力，而女性协调员更多地依靠共情和陪伴。
「首先，人们很难接受亲人即将死亡的这个事实」，徐燕这样解释家属们的这种下意识地反应。
「在这个时刻，如果去跟家人提，捐器官，救人，一般都不会听的，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广西的协调员李霞告诉我，「这种时候，我一般不提爱心，就是过去听她们倾诉，然后跟她们讲，人走了，那些器官还是好的，多可惜……」
「一个人很绝望的时候，如果前面是一堵墙，我们帮他们打开一扇门」，高晓刚这样描述他的工作。
这位衬衫衣领总是很端正的协调员曾经是外科医生，现在是长海联合OPO的办公室主任，他觉得，帮助家属去思考他们未来的生活，也许是协调员与潜在捐献者家属能找到沟通语言的一种方法。
在高晓刚那间夹在门急诊大楼中间的OPO办公室，书架上的《医疗法律法规全书》、《工伤纠纷》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赔偿》在一群医学书中特别醒目。
高的同事郝美杰向我谈起了她遇上的第一例捐献：
那家人来自农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即将读博士，一个博士在读，父亲被老家那边的无牌车撞了，撞他们的人很无赖，不给钱，怎么判都行就是没钱。
他们把老人从家乡医院转来了长海，想继续救，救不回来就打算跟对方去闹。高老师得知此事后，先从家中的两位研究生入手做工作，给劝了下来，毕竟，那样做既触犯法律，也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后来，基于各种法律法规，长海联合OPO为这家人提供了不少帮助……
协调员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被家属情绪带着走，「潜在捐献者家属所面对的死亡多属突发，家人六神无主，协调员有时需要部分地承担主心骨角色——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程序，帮他们出主意」，美杰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