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骂是死者附近的兀鹫，却也是 30 万人活下来的希望

编者按：
2022年6月11日是第六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日」。
美剧《周一清晨》里，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被称作「徘徊在死者附近的秃鹫」：只是因为他守在濒死病人的身边，希望能及时把他的器官移植给其他六名患者。
2018年，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发布《院级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建设指导意见的专家共识》，为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procurementorganization ， OPO）的建设提出参考和标准。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8日，今天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日重发，以关注中国OPO组织的发展。
本文作者：李珊珊
「您愿意捐器官吗？」
「滚！」
上海华山器官获取组织（OPO）的协调员，身材娇小、眉目细致的退休老护士长蔡国玮告诉我，最初，她碰到的质疑是：「你什么单位的？骗子吧。」
美剧《周一清晨》里，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被称作「徘徊在死者附近的秃鹫」：只是因为他守在濒死病人的身边，希望能及时把他的器官移植给其他六名患者。
「这种比喻不但不公平，而且极为短视。」
《生命的馈赠》一书的作者格拉芙曾特意辩称，「如果是你的孩子需要器官移植，难道你不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你尽快找到合适的器官吗？」
在中国，每年有30万人在生死边缘排队等候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器官移植获得新生。
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是30:1 ，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5:1 ，英国为3:1 。
对于那些列在漫长的等待名单上的人而言，时间少得可怜——肾衰竭患者可以通过血液透析多等一段时间，但肝衰竭患者在疾病严重时最多只能等两周，即使是病情稳定的肝衰竭患者，最多也只能等3个月。
能否在这个时间窗获得器官，对终末期患者来说，就是生和死的区别。
「索要」器官的人
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后，公民逝世后的自愿捐献成为了器官移植唯一的来源。
考虑到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中国刚刚起步的器官捐献工作采取了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严格几至苛刻的方针——一项捐献行为的实施需要所有的直系亲属的一致同意，哪怕他/她生前曾经在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的的志愿者。
亲人成了影响中国实际器官捐赠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散布在全国的2,000多位器官捐献协调员们，承担着和潜在捐献者的家庭进行沟通的核心工作，关系着整个体系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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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器官协调员颁奖
一边是于死亡边缘、正在医院抢救的亲人，一边是前来「索要」器官的协调员，多数人所能给协调员的最高「礼遇」,不过是视而不见，在刚开始的那几年，十几个案例中大概有一例肯坐下来跟你谈。
最初，协调员甚至是一个可能有安全隐患的活儿，每一次的开口前，协调员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去预判这位「家属」会不会忽然间情绪激动，恶语相向，甚至动手。
2012年，当湖南的协调员郭勇开着一辆二手别克去各种地区医院走访时，经常被当地的医生好心规劝，「不要做这件事了」，医生同行们告诉他：「太危险了，现在医疗环境这么差，病人都已经脑死亡了，还要切除器官，会被家属围攻的。」
用了9个月，郭勇才完成了他经手的第一例成功的器官捐献。
当我陪同仁济OPO的协调员徐燕去儿童医学中心第二次拜访一个7岁女童的家长时，他们已经带着「深昏迷，病情不可逆」的女儿提前出院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