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骂是死者附近的兀鹫，却也是 30 万人活下来的希望( 四 ) _健康小知识

这位80后的姑娘从前是移植科的护士，已经做了一年的协调员工作。见到她时，她正在准备与另一位同事刘菊萍搭班去协调一个案例。这是协调员工作的常态，他们通常两人一组，一人负责谈话，一人负责准备文件或负责医学护理。
这是他们第二次面对那家人。
几天前，那家的女儿因自发性脑出血入院，「病情不可逆，死亡」，而现在，那位父亲又因为工地事故摔伤，同样濒临死亡。女儿去世时，妈妈捐出了她的角膜。
「孩子还没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呢，让别人替她去看看吧。」
「角膜取走后，医生为女孩在眼眶里装入了义眼，那小姑娘看上去像闭着眼睛入睡的小公主一样」，参加过小姑娘葬礼的刘菊萍回忆道。
这是刘做协调员工作的第二个月，她喜欢拿个巴掌大小的小本子时不时跟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提得是早了还是晚了？」
很快，她需要去向那位妈妈谈起女孩父亲的器官捐献，死亡随时可能发生，准备文件，要与时间赛跑。
在协调员的工作中，一家人连续遭遇亲人死亡的例子并不罕见，比如涉及到数个亲人的车祸，或是同时病倒的亲人。
六点半，我眼看着刘菊萍向那位妈妈讲完她练习了无数次的结束语：「我能说的就这些，不管你们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即使你们不准备捐献，也别往心里去。必须要跟你讲这些，这是我们的工作」——职业、克制，我们只是引导。
晚八点，美杰、刘姐和一位实习生与三位伤者家属进入会谈室，一间空旷而亮堂的屋子，有几把椅子，并没有什么装饰。
80分钟后，门打开，协调员和家属从会谈室里出来。一位家属轻声地对着美杰说，我们再考虑考虑。
第二天下午三点，家属电话打来，答应捐献。几天后，那位父亲离世，他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使得三位患者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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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器官捐献缅怀活动，每一个签名都是一段故事
死和生的平衡
人类学家余成普在《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与中国实践》中写道：「器官捐赠，必然是一个处理生与死、自我与他者、个人与家庭、自然与文化、赠予与接收，甚至穷人与富人、地方与全球的问题。」
仁济OPO的主任陈小松分析家属在面对是否捐献的问题时的顾虑，他说：「最常见的一种顾虑是，人已经不行了，还要在他身上开刀，他会疼吗？」
蔡国玮则向我解释了她对这类顾虑的理解：「虽然从科学上来讲，脑死亡后其实这是没痛苦的，但是他们心里面觉得是有痛苦，他们很难割舍的其实是一种爱，不管是夫妻的爱，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很难割舍……」
通常，家属中有医务工作者的，能够更好的理解死亡，选择进行器官捐献的概率也就比较大。
然而，对医务工作者而言，这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以前在医学院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如果他是非常好的医生，他的目标就一定是怎么样把这个人救回来，他只能有这个目标。但现在要改变这个目标，告诉他，我们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平衡。」
徐燕成为协调员之后没多久就是清明，跟着师兄去福寿园参加悼念活动，一个60多岁的捐献者家属代表上台讲话，他的话让我不觉心头一紧。老人没有拿讲稿，只是缓缓地说：「小时候我很怕死，但没有人告诉我死亡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我所恐惧的是对死亡的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