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力|中国首位聋人律师：为普法而生父母|普法|谭婷|手语|唐帅|聋人

文章图片

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索「在人间」并关注
关于听力障碍者数量的官方统计已是14年前。 2007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听力残疾人达2780万，其中单项听力残疾2004万。
2020年底，这2700余万听力残疾人中出现了首位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者，诞生了中国第一位“聋人准律师” 。
为何在我国律师资格考试制度确立35年后， 2000万听力残疾人才出现第一位“准律师”？这个拓荒者为何又是谭婷？

文章图片

苹果、土豆、泸沽湖，谭婷如此简洁地介绍家乡大凉山盐源县。
前两者植根于她的成长记忆，她曾与父母一道播种、覆土、施肥、收获；后者，她要到很多年后才亲身前往。
谭婷或许比很多先天听力残疾者都幸运，至今，她的脑中保存着关于声音的记忆，她记得敲击桌子的声音、亲人说话的声音，甚至家乡方言四川话里“晓得”“要得”的发音。
她的声音记忆断裂于8岁。
那一年，她与表哥几乎同时患上中耳炎。表哥去了医院住院治疗，耗时虽长，恢复了健康。谭婷被父母带去花费更少、称能更快见效的私人诊所，丧失了听力。
父母自责于错误的就医选择，同村人将其视为异类。之前就读的学校不招收听障学生，谭婷失学了。
她要适应全然陌生的无声世界，要适应每天父母去干活、弟弟去上学后的孤寂，要适应拿着新华字典学汉字而不得法时的烦闷。
五年后，他们才知晓西昌有接收聋儿的特殊教育学校。
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后，谭婷每天都茫然地看着同学手舞足蹈。她不懂手语，也不懂这里的人际交往法则。
在普通学校里，发现同学偷吃自己课桌上的食物时，对方会非常羞愧，而在这里，如果当面揭穿对方，对方会气急败坏，甚至出手打人。
当她展开书本，她发现自己的课本难度远低于同年级听人（听障人士对拥有健康正常听力者的称呼）同学，初一的课程内容仅相当于听人同学课程难度的小学中等年级。
一位从事特殊教育22年的教师告诉我，谭婷的成长时期正是我国特殊教育的野蛮生长阶段，全国各地学制不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使用的教材难易差距极大，上级部门或社会均缺少对教育成果的督导手段与优劣指标。近年来，全国统一的特殊教育教材逐渐投入使用，但目前也仅更新至小学低年级。
谭婷后来的“师父”、引路人唐帅将听力障碍者的认知哲学称为“蚂蚁的世界观” 。他认为，听力的缺失使听障者无法获取语意背后潜藏的信息，加之手语表达多由断裂倒置的主谓宾语构成，让多数听障者的价值观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情感表达直接热烈。
在西昌、乐山接受中小学教育期间，谭婷没有特别亲近的同学。除了假期回家，她走进听人世界的时间非常有限。每周，有购物需求的同学需提前向老师报名，老师会组织获准出校的学生前往超市，在一小时内依次排队购物，再一同回到学校。
这对谭婷来说，是一个自听人世界踏入聋人世界的漫长适应时期，她已脱离听人的世界，又尚未走入聋人的圈子，成为两个群体的“局外人” 。
一个暑假，谭婷从学校回到家中。不识字的母亲把她拉到一边，第一次没有借由丈夫的“翻译” ，实现了女儿失聪后母女的直接“对话” 。这一年里，以杂工为生的母亲看电视认字幕，每天向丈夫求教文字的书写，终于有此成果。看着母亲在纸上写下歪扭飞舞的字，谭婷又诧异又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