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老年抑郁寒流( 二 )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发现了这个地方，进而发现遗体。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这一段时间，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渐变了一个人。
郑华说，妈妈原本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这时候，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是比较强势的个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 ，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医生嘱咐郑华，要找人陪着许淑英，防她想不开，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因为整夜睡不好觉，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所以，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数在春天，一发两三个月。最严重时，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熬过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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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 “妈妈。 ”他对她说， “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 ”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 ”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 “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郑华回忆， “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 ”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 ”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 。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 “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 ，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