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新药临床试验的难度与挑战( 二 )


现有的NASH新药临床试验入选标准或局限于肥胖人群 , 或体质量范围过大;缺少对试验结果中体质量/BMI的分层分析 。 在慢性肝病(重度或终末期肝硬化)患者中存在''肥胖悖论'' , 即瘦型患者的病死率更高[27] , 可能与瘦型人群疾病晚期的衰弱状态、肌少症、营养不良等因素有关 。
3.2性别和年龄对NASH的影响
NAFLD发生率存在性别差异 , 男性和绝经后女性是发生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28] , 但NAFLD发生纤维化的频率无明显性别差异[28] 。
年龄对NAFLD和NASH及其进展亦存在影响 。 75岁之前 , 肝病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老年人伴有更多的NAFLD危险因素;随着年龄增长 , 老年NAFLD总体发病率明显下降[29] 。 老年NAFLD往往合并代谢疾病、老年综合征(肌少症、虚弱、痴呆);肌少症与NAFLD相关 , NAFLD患者合并肌少症时预后更差 。
3.3NASH与2型糖尿病和代谢疾病的关系
NASH与2型糖尿病的关系非常密切 , 均有胰岛素抵抗等共同的病理生理改变 , 很多改善胰岛素抵抗的药物可能对NASH存在疗效 , 目前新型降糖药物也在积极开发NASH的治疗适应证并开展临床试验 。
Younossi等[30]研究显示 , 2型糖尿病患者NAFLD的比例是一般人群的2倍 , 2型糖尿病中NAFLD的总流行率为55.5% , 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NASH流行率为37.3% , 在NAFLD和2型糖尿病患者中 , 肝活检提示17%有进展期纤维化 。 也有研究[31]显示 , 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病理诊断的NASH发生率高达60%以上 , 肝纤维化达40%以上 。
Sung等[32]根据基线和随访期间脂肪肝状态的超声变化 , 对13218例韩国非糖尿病患者进行5年随访 , 并计算2型糖尿病累积发生率 , 研究结果显示 , 随着时间推移和NAFLD进展 , 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逐渐增高 。 这可能与NAFLD状态下 , 胰岛素受体的酪氨酸激酶活性低导致胰岛素信号传递异常有关 。
除此以外 , 肝脏发展到纤维化阶段 , 会通过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胰岛素抵抗、炎症、脂肪因子、肝细胞因子、内皮功能异常、胆固醇、尿酸等多种途径和机制引起其他器官(心脏、肺、肾脏)纤维化、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和血压升高 , 并且不同病理状态之间可能互相影响并形成恶性循环[33] 。
4混杂因素对NASH的影响
随着代谢危险因素的数量增加 , NASH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34] 。 以是否肥胖和是否存在代谢异常将人群分为4组 , 分别为代谢正常+非肥胖组、代谢正常+肥胖组、代谢异常+非肥胖组、代谢异常+肥胖组 , 其中代谢异常组人群的NAFLD病理活动度评分显著增高 , NASH的比例显著高于代谢正常组(P<0.0001)[34] 。
目前对NASH患者推荐的有效治疗措施是生活方式干预 。 研究[35-36]表明 , NASH患者在生活方式干预下达到NASH缓解、纤维化消退和脂肪变性改善的概率与体质量减轻百分比有关 。 体质量减轻5%时 , NASH缓解、纤维化减退、脂肪变性改善的比例分别为10%、45%、35% , 而当体质量减轻达到10%以上时 , 上述比例分别可达到90%、81%、100% 。
各种混杂因素均可能影响NASH新药试验结果 , 对混杂因素的控制 , 对入排标准进行科学、严格的限定 , 或者增加分层分析等统计学考量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
5可量化的评价指标
目前NASH的诊断仍以病理作为金标准 , 但是病理诊断仍存在''诊断一致性''的问题 , 即不同的病理学家对于同一份病理标本的诊断结果可能不一致 。 一项研究[37]将339例NASH患者的678份活组织切片随机分配给3名肝病理学家 , 均为盲态状态下进行独立阅读数字化切片 , 并使用NASH临床研究网络组织学评分系统进行评分 。 结果表明 , 阅片人之间一致性很差 , 阅片人内部一致性尚可 。 提示即使应用了目前公认的金标准对肝活检病理进行NASH分级评估 , 其可靠性仍可能欠佳 , 并且这种可靠性的缺乏可能会导致纳入不符合NASH研究入选标准的患者、对不同程度纤维化的错误分组以及错误或不当地评价治疗效果 , 从而影响NASH研究的入选、分组和疗效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