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陪伴抑郁症患者的人( 三 ) 患病|医生

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审判也使得患者本人羞于开口，说出自己的情感。让徐小雪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来访中，有一位母亲因为看到自己的孩子得到了姥姥姥爷的无尽关怀，而激活了她蛰伏多年的创伤——出生后，她就和奶奶一起生活，直到10岁才回到爸妈身边。
“为什么我要被抛弃？”“如果此时提起被抛弃的事，是不是会被认为格外矫情？”年近四十，这位母亲忽然怎么都想不通这些问题了。看到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格外疼爱时，她又觉得恍若隔世：能和他们说什么呢，别矫情了，时隔这么多年，他们不会理解的。
通过他人的价值判断来判断自己的价值，是一种典型的致郁因素。（图/ 视觉中国）
开口大笑的人也可能有抑郁症
今年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为“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 ，将关注重点放在青少年群体上。
从事心理咨询8年，徐小雪对抑郁症群体特征变化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患病人群越来越低龄化，且社会功能完全的人逐渐多起来。
传统观念里，典型的抑郁症是萎靡不振的，给人一种撤出社会生活、疏离麻木的气息。但在人际往来十分密集的现代社会，像陈莹莹一样看着阳光实则抑郁的青少年正逐渐被埋没在各种喧嚣里，他们看上去社会功能健全，甚至会表现得格外宜人乖巧、开朗乐观。
徐小雪认为，这些阳光型抑郁症患者在不断向他人释放“我很好”的同时，也在向他们自己暗示“没事的，我没事，一切都很好” 。
在内心深处，他们持有一种弥散、全然的希望被喜欢和接纳的渴望。一旦他们觉得自己有所偏差，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立足于世。
一名在重组家庭中患上抑郁症的咨询者表示：“在重组家庭里，这种因为想获得对方肯定而致郁的例子尤为常见。因为双方急于通过获得彼此的接受来证明自己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但正是这种刻意才让人觉得这个家庭不正常。 ”
咨询中，该患者多次表示，和自己一样的抑郁症患者只是想被正常对待，哪怕确诊为抑郁症，他们也不是玻璃娃娃，正常情商范围内的交流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通过和其他类型抑郁症青少年患者父母的沟通，多少可以窥见患者家庭中家长及子女竭力表现出正常状态的缘由。
子女被确诊为抑郁症后，绝大多数父母都会极度痛苦、反思、自责，子女的抑郁症成了对他们人生的惩罚，让他们发现自己教育的不足。他们说：“不知道当时那么做会对孩子影响那么大。
”“当时肯定是想着为孩子好。 ”“要是早知道这样肯定不会那么做。 ”
而当他们的孩子独自前来咨询，却往往对父母的自责表现麻木，认为这只是一种场面话。
心理类书籍《为何家会伤人》点出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背后的真相：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最可能得到的全然接纳来自父母，但最先让他觉得自己糟糕的也是父母，这是一种原始的失落和丧失。
当父母不断降低标准，关心孩子的性格和情绪时，他们经常面临的困境在于：“我只要求他性格开朗，难道我还做得不够好？”而孩子想的却可能是：“我的父母都对我没什么要求了，我为什么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为什么还达不到他们的期待？”
这种看似并不强烈的对冲，将父母的期待填满了孩子焦灼的胸膛。
基于此，徐小雪在和抑郁症青少年的父母做指导性对谈时也会反复提到，父母在协助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最该充当的也许是脚手架的角色，而非方向盘。父母应该明确自己的任务仅仅是协助孩子直面世界的残酷，收获世界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