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重症高峰将至，需要ICU更需要均衡医疗资源( 五 )

南京逸夫医院成立了一个专家巡查小组，由呼吸科、重症医学科共六七名有新冠肺炎治疗经验的医生组成。重症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制定，要由这个巡查组拍板。他们还需要每天早晚巡查两次，指导脑外科、心内科等专科ICU的医护人员，快速完成角色转换。
买设备、划地盘不算难，资金充足就可解决。 ICU扩容的真正难点，在于医护专业人员的招聘与培养。
重症医学科创新技术——体外膜肺氧合仪（ECMO），全国二三级医院目前共拥有2300余台。 “很多医院虽然采购最先进的ECMO ，但基本只用于教学和展示，平时还是用老款的，就是没什么人会用。 ”上述国产呼吸机企业人士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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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提供
尤其在小县城医院，医护人才更难得。上述北方二甲医院呼吸科医生介绍，最近一直在加班，负责普通病房和ICU的医护没有分开， “因为没有人手” 。
德国是世界公认的ICU床位多、做得好的国家。其医院联盟主席格拉尔德·噶斯（GeraldGa?）也对媒体抱怨，鉴于新冠肺炎病人数量攀升，护理人员瓶颈问题便成为“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 ，不要仅把重症监护室的情况作为判断疫情是否可控的唯一标准，且每五位来院的新冠肺炎病人，就有一位需要进行急诊治疗。
贾凌分析，刨去在校学习时间，培养一名重症医学科医师，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才能称为“合格” 。培训上岗还不算难的， “问题是你要能把人看好。 ICU的病人，每天情况都可能变化，每天的治疗都要做相应调整，才能降低病死率” 。
【新冠重症高峰将至，需要ICU更需要均衡医疗资源】中金公司2020年的一份研报中，将“护士短缺”列为除“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之外，导致中国ICU建设水平低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
《中国医院建设指南》中称， ICU医护人员与床位比例要求较高，其中医生与床位比例为0.8∶1 ，护士与床位的比例为3∶1 。
根据焦雅辉透露的数据，中国重症医学的医师总数是8.05万人、护士22万人，据此推算，与床位比例分别为0.54∶1和1.47∶1 ，均未达到要求。
“其实发展重症医学对医院来说短期就是亏本的，为抢救一个患者要投入十几个人力，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郑军华介绍。在上海仁济医院，近170张ICU床位，是一个配有58位医生、307名护士的团队在支撑，而且医院非常重视重症医护人员的招聘、培养，在职称晋升时给予政策照顾和倾斜。
如果医院的ICU床位快速扩张，疫情平息后，有可能会空床过高，人员成本、设备损耗等对医院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成本。
目前国内有约400家医院建有ECMO中心，其中只有100家医院是处于相对比较活跃的状态，每年会收十例以上的病人，其他的医院都是在个位数。
据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杜斌2016年的研究文章可见，美国ICU床位数居于全球前列， 2005年至2007年间，美国ICU的平均床位使用率仅为70% ，机械通气患者比例不足40% ，低危患者的比例甚至高达53% 。
该文指出，估计中国ICU床位数与英国相似，占医院总床位数不足2% 。床位数更少的英国ICU ，收治患者病情更重，且患者病情越危重，住院病死率却较美国更低。杜斌认为，这些事实提示， “盲目增加ICU床位数，不仅不利于降低总体医疗费用，而且还可能对病情真正危重的患者造成危害。 ”
因为感染新冠后出现胸闷症状， 12月26日在北京朝阳医院就诊的胡可，被急诊护士分为急迫程度最低的四级，一位已经呼吸特别急促的老大爷，属于三级，直接被安排测血氧血压，然后再走候诊流程，如果是一级、二级的危重症患者可走特殊通道，无需候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