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后，如何面对亲密关系中的「次生灾害」？

最近刷朋友圈，有人拍摄晚高峰的马路上车灯闪烁，有人记录和伴侣时隔三年终于出门旅行，不禁让人感叹，正常的生活终于慢慢回来了。
但同时，我们也感受到疫情三年遗留下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些充斥在人与人之间的、爱与爱之间的张力和挑战，依然存在。研究发现，新冠疫情给亲密关系带来了多维度的激增压力源，总的来说，分为以下几类：
·疫情的“次生灾害”引发的现实压力：
环境的不确定性，例如经济影响、失业和不稳定的住房，给关系带来了重大的外部压力，此外，也有不少伴侣因客观原因不得不经历异地或者现实问题引发的对关系的重新评估。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未来的迷茫、捉襟见肘的金钱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争夺都给关系增加了一层乌云密布。
·长时间居家工作生活引发的冲突升级：
无法区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共享空间的增加与私人空间的减少，共处一室不得不面对各种日常琐事的“极限挑战” ，激增的家务工作与育儿分工带来了新的现实压力，尽管居家办公逐渐成为“过去式” ，但引发的冲突升级可能给关系埋下了一颗不和谐的种子。
·疫情引发的个体心理压力：
自己及身边人健康问题引发的死亡焦虑，不稳定的环境引发的屏障失灵与“替代性创伤” ，由此激活的个体无意识的防御反应（如神经质重复和强迫性行为）和未解决的童年议题（不安全依恋模式）等，都使得个体的心理压力激增，甚至精神疾病恶化
其实，压力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质量下降
【疫情三年后，如何面对亲密关系中的「次生灾害」？】我们应对突然的外部压力，会经历一个不同压力反应的过程，心理学家Selye(1956)将压力反应描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警报。在这个阶段，个体会感知到危险（此时，危险并不一定是现实意义的危险，泛指由不同压力源带来的刺激），身体产生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
第二阶段为阻力。一些心理咨询师也会将其称作防御，这个阶段，个体将会发展耐受性以适应压力带来的痛苦。
第三阶段Selye称为精疲力尽，类似于Kris所说的应变创伤。精疲力竭时，焦虑或情绪耗竭的程度会达到人们无法再用自我功能和防御机制来管理它的强度。他们不知所措，功能失调，并且可能会经历一般的身体痛觉。
在Selye的模式中，应变创伤涉及从抵抗到疲惫的转变，不同阶段均包含了神经递质与激素的过度分泌。
尤其在第一和第三阶段时，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激素大量产生，边缘系统激活，引起身体过度警觉和超负荷，在这个时期中，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易激惹的行为，在亲密关系中，更容易表现出破坏性的应对状态。
了解我们在应对压力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影响，对身处其中的自己或者伴侣会产生更多的理解。
但是，压力一定会导致彼此的攻击和关系的破坏吗？
并非如此。
因为作为共同面对激增压力源的一份子，伴侣可能是彼此唯一的支持系统。这可能会带来心烦意乱，也可能会让关系更亲近。
一方面，激增的压力对亲密关系带来了挑战和负面的影响。疫情期间，一些亲密关系经历了关系质量的大幅下降，甚至关系的破裂，被称为亲密关系幸福指数的“疫情下降COVID-DIP”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高水平的外部日常压力会导致内部压力有关。
而另一方面，一些夫妻可能从危机中受益。近期，美国一项大范围的调查显示，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伴侣中， 56%的伴侣关系报告了亲密感上升。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因为伴侣在疫情期间将共度难关视为重新建立联系和重塑关系的机会，从而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