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辅助诊断中的预测价值( 三 )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辅助诊断中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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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项及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诊断肺癌的效率分析:单项检测的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positivepredictivevalue , PPV)较好 , 联合检测后的灵敏度、准确度和阴性预测值(negativepredictivevalue , NPV)均高于单项检测 , 见表5 。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辅助诊断中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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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肿瘤标志物单项及联合检测的ROC曲线分析:ROC曲线结果(见图1)显示 , 诊断肺癌、肺腺癌、肺鳞癌和小细胞肺癌曲线下面积(areaundercurve , AUC)最大的单项指标分别为:CEA(0.709)、CEA(0.720)、SCCA(0.848)、ProGRP(0.781) , 联合检测诊断肺癌、肺腺癌、肺鳞癌和小细胞肺癌的AUC分别为:0.769、0.780、0.766和0.831 , 除SCCA单项在肺鳞癌的AUC较高外 , 均为联合检测的AUC高于单项检测 。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辅助诊断中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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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各型肺癌单项及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的ROC曲线 。 图A、B、C、D分别为肺癌组、肺腺癌组、肺鳞癌组、小细胞肺癌组
03讨论肺癌可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lungcancer , 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celllungcancer , SCLC) , NSCLC主要包括腺癌、鳞癌和大细胞癌 , 约占肺癌的80% 。 肺癌的5年生存率约为19%[7] , SCLC患者的5年生存率低于7%[8] , 首次发现时多为中晚期 , 因此 , 及时准确的诊断对于肺癌的诊治及预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9] 。 近年来随着检测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 已经有越来越多新的肺癌肿瘤靶标应用于临床诊疗之中 , 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growthfactorreceptor , EGFR)、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ratsarcomaviraloncogene , KRAS)、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lymphomakinase , ALK)、肉瘤致癌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c-rosoncogene1 , receptortyrosinekinase , ROS-1)等基因检测以及液体活检中的细胞外囊泡 , 循环肿瘤细胞等[10,11,12] , 陆柳等[13]研究表明七项肿瘤相关自身抗体检测联用可以辅助诊断NSCLC 。 由于受检测方法及条件等的限制 , 血清学肿瘤标志物检测在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 , 由于迄今尚未发现可以高特异地诊断肺癌的特异血清学肿瘤标志物 , 为提高临床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 一般采用多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 。
肺癌相关的血清学肿瘤标志物主要包括CEA、NSE、SCCA、CYFRA21-1和ProGRP[6] , 本研究采用流式荧光发光技术进行检测 , 该技术通过在反应载体微球上标记不同比例的荧光染料 , 实现同时联合定量检测多个项目 , 由于其相比于化学发光技术面世较晚 , 目前关于流式荧光开展肿瘤标志物的研究较少 , 本研究通过评估五项肿瘤标志物在不同类型肺癌中的检测性能 , 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在肺癌、肺腺癌、肺鳞癌、SCLC患者中阳性率最高的单项指标分别为:CEA、CEA、CYFRA21-1、ProGRP ,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4,15,16] , 五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单项检测 , 最高可达81.03% 。 各指标在HC组中阳性率低 , 但在BLD组中的阳性率稍高 , 可能与良性肺部疾病刺激促进表达相关[17] 。 CEA、NSE、SCCA和CYFRA21-1水平在肺癌组、HC组和BLD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roGRP水平在这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但在SCLC组显著高于肺腺癌和肺鳞癌组 。 在各病理分型肺癌标志物水平比较中 , NSE和ProGRP在小细胞肺癌与肺腺癌、小细胞肺癌与肺鳞癌比较中有统计学意义 , 提示可以作为小细胞肺癌与其他肺癌类型区分的预测因子;SCCA和CYFRA21-1在肺鳞癌与小细胞肺癌、肺鳞癌与肺腺癌比较中有统计学意义 , 提示可以作为肺鳞癌与其他肺癌类型区分的预测因子 。 CEA水平在肺腺癌组高于肺鳞癌和小细胞肺癌组 , 但在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与Hengmin等[18]研究结果类似 。 联合检测诊断肺癌的灵敏度、准确率、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单项诊断 , 与文献报道[19]研究结果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