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图谱+人工智能，推动癌症治疗的关键( 二 ) 编者按：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

在Marshall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曾担任了100多个大肠癌和其他胃肠道癌症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他在癌症新疗法方面的贡献主要包括：EGFR抑制剂厄洛替尼erlotinib（Tarceva）；一种可与BCL2调节蛋白结合的BH3模拟物obatoclax（GX15-070）以及大肠癌树突状细胞疫苗。同时， Marshall还是化学疗法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2003年， Marshall加盟了一个研究团队，该团队将FOLFOX4（亚叶酸、5-氟尿嘧啶[5-FU]和奥沙利铂）制定为转移性结直肠癌二线治疗的标准。与5-FU/亚叶酸相比， FOLFOX4联合用药可有效改善肿瘤患者的应答率、肿瘤进展时间和肿瘤相关症状。而当时，并没有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二线治疗方法[4] 。
3年后， Marshall与其他研究者协作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证明了FOLFIRI（亚叶酸、5FU和伊立替康）和FOLFIRI+贝伐单抗（Avastin）对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具有益处。
发表在JournalofClinicalOncology上的研究结果显示，接受FOLFIRI治疗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7.6个月，而接受伊立替康+bolusFU/亚叶酸钙（mIFL）治疗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5.9个月，接受伊立替康+口服卡培他滨（CapeIRI）治疗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5.8个月。
调整方案，添加贝伐单抗后， mIFL+贝伐单抗联合用药中位总生存期为19.2个月，而FOLFIRI+贝伐单抗联合用药中位总生存期（OS）并未达到上述水平（P=0.007）[5] 。
2015年， Marshall创建了精准肿瘤学联盟（PrecisionOncologyAlliance）。这是一个由40多个癌症中心组成的协作网络，总部为位于德克萨斯州的CarisLifeSciences公司。该联盟致力于研究分子图谱在癌症研究、研究价值和研究结果中的应用[6] 。
Marshall表示，他很羡慕他的同事可以利用一系列针对性的治疗手段来治疗肺癌。然而，近年来，关于胃肠道肿瘤治疗已经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包括BRAF和HER2 。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度报告中特别提到的两个进展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fam-trastuzumabderuxtecan-nxki（Enhertu）可用于局部晚期或HER2阳性转移性胃癌/胃食管癌患者。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Keytruda）可用于不可切除、转移性微卫星不稳定性高（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结直肠癌（mCRC）患者的一线治疗[1] 。
这些研究进展突出了肿瘤图谱的重要影响。 Marshall表示：“作为肿瘤学专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所进行的分子图谱实验是最佳的。你需要从一开始就确保方向是对的，这样你就知道棋盘上的棋子是怎么分布的了，因为这些棋子并不常见。除非你盯着每一个棋子，否则你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
Marshall继续补充说：“在这个研究领域，有这么多新的批准、有这么多的选择，对于病人而言，这是绝对的福祉。我们不能错过这些机会，因为机会不常有，一旦抓住这些机会，前景将是不可限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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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同时， Marshall表示，对于胃肠道癌症治疗领域，制定早期干预策略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辅助治疗和新辅助治疗领域，我认为，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将微卫星不稳定性等问题与新辅助疗法相融合。一方面，我们有数据表明，化疗对癌症患者存在危害性；另一方面，我们并不知道更好的方法——在新辅助治疗方面，我们没有得到肿瘤免疫学（IO）的批准。因此，对这些研究来说，我们如何从开始时就与这些患者接触，而不是在转移的情况下才进一步接触，就变得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