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因“异”生变③｜德尔塔疫情“大考”与防控未竟之路( 三 ) 疫情|Delta|德尔塔|经济体|卢文

卢文刚：新冠疫情的防控，是在中国2018年机构改革、应急管理体制重大变迁下发生的，因此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我国现行体制应对突发事件的特点，即由某一类别突发事件政府的主管部门来牵头，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协同地方党委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
由于涉及物资、交通保障、防控区域治理等方方面面，不能仅仅依靠卫健部门，必须要“一盘棋”治理，地方公安部门到基层街道等多机构深度参与到疫情防控中，从直观层面就表现为联防联控机制。
因此，我认为对于公共危机防控而言，宏观层面上离不开中国制度的优势、体制机制背景的考量，基层层面各地方也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做法，例如广东的“三人小组” ，尤其是基层社区层面，卫生系统医疗人员、公安、社区干部（广大物业职工）的紧密配合联动体现了公共危机预防和应急响应所需要的协同治理。
澎湃新闻：机场、港口这样功能性的公共空间是防疫的关键。您认为，此次南京禄口机场出现漏洞，展现了防疫链上哪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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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视觉资料图
顾清扬：国门不能够完全关闭，需要有限度的开放，所以说涉外口岸的管理就变得极端重要。就在不久前，新加坡樟宜机场出现了一起大规模感染事件，原因是机场没有很好地分区管理，病毒就钻了空子。之后樟宜机场进行了两周封闭大清除，并开始采取非常严格的分区管理。现在采取的分区，有两个概念：一是分飞机飞来的国家，是低风险、中风险还是高风险，对不同风险的层级做了区隔，使这三个区域不互相串，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二是在每一区内对各类人员进行分流管控，比如说后勤人员不能跟机组人员混在一起。这样一来，机场基本上实现了一个良好的管控，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另外，从新加坡实际情况来看，海上破防的伤害力更大。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批发商用船把水产类运过来，工作人员卸下来后在当地开始进行批发、销售，就容易形成一个病毒输入的“软肋” 。
这两个例子以及南京禄口机场出现的漏洞，说明陆海空三个方面以及口岸防控，变得极端重要，否则国内防疫成果就容易被冲垮了。
卢文刚：我认为有三个最直接的角度可供思考。第一，该事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疫情防控从遭遇战、阻击战转变为了“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下——某种意义上的持久战状态下，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干部明显出现了懈怠、疲倦、麻痹或者过于自信甚至自负的心理。
第二，对疫情防控中的一些关键部门、关键岗位重要干部的任命一定程度上存在“人岗不匹配”的现象，专业性有欠缺。像民航管理岗位本身的专业性就很强，加之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要加强外防输入，因此机场航空领域防疫就具有“双重专业性”的要求和极高的风险性。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在一些重要的岗位上必须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基于长期的专业教育、研究和实践，专业人士对传染病风险的敏感性感知和科学研判要远高于非专业人士。
第三，也暴露出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应急治理体系和应急能力的漏洞和弱项，机场的分管领导、运行机制没有起到补短板补漏洞的作用。
澎湃新闻：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倦怠”背景下，未来公共管理该如何转型？
顾清扬：我认为，运用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武器” ，来追踪、控制病毒是未来的趋势。疫情出现一年半来，新加坡防御中的重要特点，就是用所谓智慧城市的方式来控制疫情，比如利用摄像头采集的数据，新加坡有一个软件叫“合力追踪器” ，和“随行码”有些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