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透析路：无业、单身、挣不脱贫血阴影文/马萌排队

文/马萌
排队，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轮椅上的朱伟国很配合地执行着这些流程。就连站在他身后的78岁母亲，也知道“现在不签字了，都是刷手机” 。
下午1点这个时间段，挤在长征医院肾脏病研究所一楼电梯口的，不止朱伟国母子，也不止一台轮椅，但大家似乎并不着急。
朱伟国有耐性不是因为他已过知命之年，而是因为他已经来这里25年半了，太熟悉。
排队的人要去的地方，估计和他一样。在那里，等待他们是确定的、漫长且无聊的4个小时。
此时，楼上的医护人员脚步匆匆。作为上海市规模最大的血液净化中心，长征医院肾脏病研究所的112台透析机器， 24小时不停歇，四班运作。朱伟国这些人，将是今天的第二波透析患者。
透析机
在医护人员帮助下，换好病号服的朱伟国从轮椅转移到透析室的病床。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他将和旁边那台透析机，开始熟悉而默契的配合。
透析机的任务，是负责把朱伟国的全身血液从体内引至体外，再清除血液里的代谢废物与过多水分，最后将经过净化的血液重新输回朱伟国体内。朱伟国的任务，则是在透析机工作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防止身体出现任何意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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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工作的透析机
作为一名尿毒症患者， 25年来，朱伟国和透析机每周“见面”三次。今年51岁的他，生命和透析机绑定了半生。
眼前的朱伟国身高一米五左右，体重约110斤，常年困在轮椅里。这让人很难想象他年轻时的模样——身高175cm ，体重79kg ，工作之余，生活被旅行、书籍和音乐填满。
转折发生在1992年。 22岁的朱伟国被突如其来的腰酸腰疼打乱了生活节奏。到医院做了尿常规血尿、蛋白尿检查后，他被诊断为“肾小球肾炎” 。回忆那时，朱伟国只记得“当时就常规治疗，也没什么。 ”但他不知道，这是慢性肾脏病的初期病症。
慢性肾脏病（CKD）因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很多人发病的时候已经是肾病晚期，在医学中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目前我国肾脏病发病率10.8% ，约1.3亿国民患有肾脏病。但CKD知晓率只有12.5% ，这仍意味着，每100个CKD患者中，有近90人不知道自己患病。 [1]
三年后，肾功能缺失导致毒素堆积体内无法排泄，朱伟国开始剧烈呕吐。但当时他以为自己只是胃穿孔，一直在消化科做系统检查，甚至没有测量血压。当被确诊为肾衰终末期尿毒症期时，肾功能肌酐已经超过了正常水平的十几倍。
在那个网络不发达，连手机都没有的年代，朱伟国对这个病知之甚少， “尿毒症”就像是判决书，让他觉得“天都塌了” 。
比朱伟国更难过的人是他的妈妈。 1989年朱伟国的父亲因胃癌逝世。这个幼年丧母，中年丧夫的女人从此与儿子相依为命。
“那时对于我们家来说，打击是相当大的，我和妈妈抱头痛哭了很久。 ”朱国伟说。
尿毒症患者为解决肾功能损害问题，主要有肾移植、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三种治疗方法。据2017年《血液透析行业研究报告》统计，我国尿毒症患者超过200万名，而每年能完成的肾移植手术仅5000例。 [2]
1996年4月，朱伟国和绝大多数患者一样，开始了每周三次的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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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
贫血阴霾
在医护人员真正按下透析机操作键前，朱伟国和同病房的患者们熟悉地打招呼。 “因为大家都是同病相怜，相处时间久了，都互相了解各自的习性、脾气，所以大家都喜欢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