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癌症舞者( 三 )

一次，妻子把一根软软的竹竿伸到人群中，说“愿者上钩”，竹竿正好碰到了张渝生的后背。见大家一起哄，妻子红着脸跑了。从此之后，宣传队里的人就开始把二人往一块撮合。
去年，张渝生的妻子因卵巢癌去世。从确诊到走，只用了7个月。他一下子瘦了8公斤。
家里的茶几上堆满了一摞摞的药盒；饭桌上，几盘剩菜，用保鲜膜封着。一条吃得只剩下头的鱼最抢眼；客厅角落里堆满了纸箱。书柜上有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一头卷发的女孩靠在一个穿着白衬衫男孩的肩膀上，两个人笑着望向前方，这是张渝生和妻子年轻时的合照。
“她在时，家里清清爽爽的。她一走，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堆越多”，站在客厅中间，张渝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妻子是干家务活的一把好手，结婚后，张渝生连一双袜子都没洗过。
妻子走后，每天早上四五点，张渝生就坐在沙发上流泪，“很孤独”。在生活上的无力感，更加重了思念。他不想出门，不是对着妻子的遗像发呆就是去院子里站着。绿洲排练，再也叫不动他了。
“如果到了我撑不到的那天，我会去找你的”，张渝生常在深夜发朋友圈。绿洲艺术团团长周韵律看情况不对，给他打电话，“艺术团不能缺了你，你要为了大局着想”，才把张渝生叫出了家门。
现在，张渝生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周六是绿洲艺术团排练的日子。张渝生早晨7点就出发，和小外孙女告别后，往公交车站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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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立在“告别演唱会”上跳舞。受访者供图
“告别世界”的演出
在绿洲艺术团，几乎每个人都会主动提起一个名字——段立，团友们描述，她脸白白的、腰很细，身材、模样都很好，团里都叫她“小水仙”。
团友们说，段立是个“舞痴”。每次排练，来得最早，练到衣服能拧出水来再走。家里专门有个练功房，每天早上，还会去游泳、健身。
2018年9月的一天，绿洲艺术团的成员都收到一个邀请，段立请大家参加一场演出。
一个小剧场里坐了五六十人，现场还有乐队，除了绿洲的团友，段立还请来自己一群玩乐器的朋友，她的主治医生也坐在台下。
“谢谢大家接受我的邀请……”段立穿着一条银色的裙子，化着妆、拿着话筒站在台上，为自己主持。
这个时候，陈明才明白这是段立给自己做的告别演出。演出的前几个月，段立的肝癌复发了，手术效果不好。
段立和绿洲的姐妹合跳了一支藏族舞，她甩着长长的水袖，一遍遍地转圈。腰不似之前灵活了，但精神看起来不错。
随后是一段独舞。段立换了一身白色的蒙古族长裙，裙角缀着湖蓝和金色的镶边。脚踩银靴，她伴着音乐，身体后倾，有韵律地抖动肩膀，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感谢绿洲的姐妹们，永远为我留着一扇门，愿好人一生平安，愿世界永远美好”，跳完舞，段立举着话筒说。说最后几个字时，她声音哽咽，说完，深深地向台下鞠了一个躬。
陈明回忆，跳完那支独舞后，段立的脸色煞白，“她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告别，想让大家记住她最美的一面”。
一个多月后，大家听到段立去世的消息。
段立曾留下遗言：“不要送别”。“她是把自己的生命扔进舞蹈里了”，陈明说。
段立的离开给绿洲的很多人都带来震撼，“她想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留给大家，走得很有尊严”，陈明说。
陈明在绿洲艺术团有一位病友，叫万蕾。陈明说万蕾是一个乐观的人，一直为治疗自己寻找各种新的疗法。患病期间，还生下了女儿，满怀欣喜地迎接了新生命。“只要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活着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情。”陈明一直记得万蕾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