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AC再添新的临床证据,ER+晚期乳腺癌前景可期

乳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 其中雌激素受体阳性(ER+)乳腺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的75% , 该类肿瘤对雌激素受体(ER)信号通路呈依赖性 , 主要治疗策略为抑制ER信号通路[1] 。 当前已经有诸如他莫昔芬、氟维司群等抑制ER通路的药物应用于临床 , 虽然疗效已取得较大突破 , 但耐药问题一直亟待解决 。 近年来 ,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 , 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PROTAC)技术在乳腺癌治疗中展现出无限的治疗潜力 , 成为新药研发重点 。 在刚刚结束的SABCS大会上 , ARV-471的II期临床试验结果重磅发布 , 亮眼的数据更加坚定了PROTAC药物在乳腺癌领域的研发脚步 。
砥砺前行二十载 , PROTAC迎来高速发展时代
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PROTAC)是一种异双功能的小分子或多肽化合物 , 通过“化学连接子”将靶蛋白结合配体和泛素一蛋白酶体系统(UPS)中标注底物蛋白的E3泛素连接酶配体连接起来 , 从而形成“靶蛋白-PROTAC-E3泛素连接酶”三元复合物 , 继而给靶蛋白标记上泛素标签 , 最终利用UPS降解目标蛋白[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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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PROTAC靶向蛋白降解机制 。 POI , 目标蛋白;E3complex , E3泛素连接酶复合体
PROTAC的概念最早是在2001年由Crews等人提出 , 但由于缺乏高亲和性、特异性的E3小分子配体 , 设计合成的PROTACs分子都是多肽类化合物 , 难以穿透细胞膜 , 降解靶蛋白的效果不佳等原因 , PROTAC技术发展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 直到2019年 , PROTAC药物方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ARV-110和ARV-471相继开展I期临床试验 。 随后 , 2020年 , ARV-110和ARV-471初步阳性数据发布 , 才使得PROTAC的临床概念得以验证 。 自此 , PROTAC进入临床转化时代 , 截至2021年底 , 至少有15种PROTAC小分子进入临床 , 其中包括异型双功能PROTAC和分子胶 , 预计还会有更多药物进入临床[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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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PROTAC发展历程
ARV-471:循证证据不断更新 , 开启ER+乳腺癌后线治疗新征程
ARV-471是一款口服、靶向降解ER的PROTAC蛋白降解剂 , 可诱导野生型和突变型ER降解 。 在内分泌敏感和耐药异种移植模型中 , ARV-471表现出较氟维司群更优异的ER降解和抗肿瘤活性[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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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RV-471结构[3]
I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5] , 在既往接受内分泌治疗和CDK4/6抑制剂治疗的ER+/HER2-局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中 , ARV-471单药治疗(剂量范围30-700mg/d)安全性可控 , 临床获益率(CBR)可达40%(95%CI:26-56) 。 ER降解高达89% , 不同剂量水平的ER降解中位数和平均数分别为67%和64% 。
而在刚刚结束的2022SABCS大会上 , ARV-471公布了VERITACII期临床试验数据[6,7] 。 截至2022年6月6日 , 该研究共纳入71例接受ARV-471治疗的ER+/HER2-局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 入组患者既往均接受≥1线内分泌治疗≥6个月 , ≥1种CDK4/6抑制剂 , ≤1种化疗治疗 。 随机接受ARV-471 , 200mg , QD(n=35)或500mg , QD(n=36)治疗 。 主要终点为≥24周CBR 。
在所有接受治疗的患者中 , 97.2%为女性 , 中位年龄为60岁 。 66.2%的患者ECOGPS0分 , 32.4%的患者ECOGPS1分 , 54.9%的患者合并内脏转移 , 57.7%的患者为ESR1突变型 。 中位既往治疗线数为4(范围:1-10) , 其中 , 100%的患者既往接受CDK4/6抑制剂治疗 , 90.1%的患者既往接受AI治疗 , 78.9%的患者既往接受氟维司群治疗 , 73.2%的患者既往接受化疗治疗 。
在35例可评估疗效的200mg组患者中 , CBR为37.1%(95%CI:21–55) , 36例可评估疗效的500mg组患者中 , CBR为38.9%(95%CI:23–57) 。 此外 , 研究者还发现 , ESR1突变乳腺癌患者的CBR更高 。 在ESR1突变型乳腺癌患者中 , 200mg组(n=19)CBR为47.4%(95%CI:24–71) , 500mg组(n=22)54.5%(95%CI:32–76) 。 进一步验证了ARV-471单药治疗ER+/HER2-局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的良好抗肿瘤活性 , 尤其是ESR1突变患者疗效更高 , 未来有助于克服内分泌治疗耐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