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译者手记︱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 五 ) 人类|四骑士|Rider|劳拉·斯宾尼

从长期来看，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对全人类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前已经初步形成的微生物学的基础上，病毒学作为其重要分支得以形成和发展，传染病的报告和防治体系得以完善，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由此开始建立全民医保。可以说，今天在全球得到广泛认可的由国家主导的对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理念，正是从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之后才逐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所接受。与此同时，以协调各国防治传染病大流行为目的的国际性公共卫生组织也开始建立。数个不同的组织几经波折，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融合形成了在当今全球抗疫中不可或缺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在对公共领域造成强烈冲击的同时，这场世纪灾难给人类个体带来的影响同样巨大，它改变了无数家族的命运，重塑了无数个体的人生轨迹。正如第17章的标题“被替换的历史（Alternate histories）” ，有太多“如果……那么……”的假设围绕着大流行中的每一个人。不同于我们更熟悉的其他一些传染病大流行，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被夺去生命的主要是“处在生命的黄金阶段”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且以男性居多，死亡者的年龄峰值仅为28岁。这种现象使得大流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更加严重，劳动力的缺失在很多地方导致了继发的饥荒。不仅是很多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还有无数年迈的父母不得不承受丧子之痛。至今仍无法确切解释的是，虽然西班牙流感中的女性感染率低于男性，但是怀孕妇女的感染率要远远高于同龄女子，而且更易发展成肺炎，所以死亡率也就更高。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即出生后的孩子，他们在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上也很可能要比其他时段出生的人更显弱势。人们通常用“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指称那些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年轻人，这一说法最早源自英国作家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的小说《青春作证》（Testament of Youth）。斯宾尼女士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认为那些被西班牙流感夺去生命的孕妇腹中的胎儿才更是恰如其分的“失去的一代”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受到了损失，也有少数人的命运因这场灾难而发生了积极的转变，比如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祖父死于西班牙流感以后，他的祖母和父亲将继承而来的遗产投入房地产业，后来才造就出他这个“据说身家几十亿的地产大亨” 。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流感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并不只限于呼吸系统，它对人体各个器官都有可能造成损害，其中对神经系统的影响甚至可以形成慢性的功能失调。除了视觉和听觉受损，人们还发现很多西班牙流感幸存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所以，在病毒造成的全球大流行中，只关注遏制传播还远远不够。那些“康复”后的病人仍然需要持续关注。当躲过感染的幸运者在为自己的好运气暗自庆幸时，或者当人们为了成功阻遏病毒的进一步扩散而欢呼胜利时，请不要忘记那些不幸者——在大流行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为人类提高对抗疾病的能力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从传染病中保住性命的人，可能还要经受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的折磨，他们的人生很有可能就此改变，被迫沿着一条“被替换的”道路走向未来。
斯宾尼女士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可能造成一些康复后的病人陷入精神抑郁和早发性痴呆。在此基础上，大流行对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作为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浪漫主义兴盛于18、19世纪之交。经过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乐观态度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而持续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冷酷地浇灭了人们心中的美好憧憬。接踵而来的全球大流行造成了更多的死亡，给人类的心灵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创伤。人们惊愕地发现，在这场大流行面前， “科学的全部成就都无济于事” 。这种惊愕甚至造成在大流行过后的最初阶段，许多文学家对流感题材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种情况或许正是缘于它残忍得令人不知所措。 “流感之后的艺术与之前大不相同了……在1920年代，整个艺术领域都希望切断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剥离、削弱并摆脱受到误导的前一个时代的欣欣向荣。 ”有人抛弃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重新回归古典主义的怀抱，也有人转向了战前就已经出现的现代主义。作者列举了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从他们的作品里拣选出与西班牙流感有关的丝丝缕缕，具象地阐明了大流行对20世纪上半叶文化领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