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个地区56~69岁成年人过早死亡及其影响因素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三 )


中国10个地区56~69岁成年人过早死亡及其影响因素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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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死亡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 。 总人群过早死亡率(/1000人年)表现为农村大于城市(9.11vs.4.78) , 北方大于南方(8.46vs.6.41) , 10个项目地区中甘肃省过早死亡率最高(13.38) , 海口市最低(3.24)(组间均P<0.05 , 表1) 。
中国10个地区56~69岁成年人过早死亡及其影响因素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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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除因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不存在南北方差异外 , 其余死因别过早死亡率均呈现“城市大于农村、北方高于南方”的特点(表1 , 2) 。 过早死亡存在明显的年龄和性别差异 。 随着基线年龄增加 , 人群中过早死亡率(/1000人年)逐渐降低(55~59岁组:9.27 , 60~64岁组:8.35 , 65~69岁组:4.13) , 且男性过早死亡率大于女性(9.57vs.5.31)(表1) 。 10年随访女性的过早死亡风险比男性低36%(HR=0.64 , 95%CI:0.60~0.69) 。 相比于已婚者 , 未婚人群的过早死亡率最高 , 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婚者过早死亡风险是已婚者的1.82倍(95%CI:1.53~2.18) 。 个体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越高 , 过早死亡风险越低(线性检验P<0.01) 。 此外 , 死因别过早死亡风险呈现相似的人群分布(组间均P<0.05 , 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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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人群过早死亡率随吸烟量的增加而升高(趋势检验P<0.01) , 日均吸烟量≥25支者过早死亡风险是不吸烟者的1.40倍(95%CI:1.26~1.55) 。 基线适度饮酒(日均饮酒量<15g)者过早死亡率较低(4.81/1000人年) , 饮酒量与过早死亡趋势检验不显著;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既往饮酒者和日均饮酒量≥60g者过早死亡风险均增加[HR值分别为1.25(95%CI:1.16~1.36)和1.20(95%CI:1.08~1.34)] 。 相对于低体力活动 , 中、高体力活动人群过早死亡风险降低[HR值分别为0.89(95%CI:0.84~0.94)和0.77(95%CI:0.73~0.82)] 。 与体重正常者相比 , 低体重人群过早死亡风险增加(HR=1.67 , 95%CI:1.55~1.81) , 超重及肥胖者过早死亡风险较低[HR值分别为0.80(95%CI:0.75~0.85)和0.70(95%CI:0.63~0.78)] 。 不同腰围者过早死亡分布不存在差异 , 而Cox回归分析显示 , 中心性肥胖者过早死亡风险增加(HR=1.13 , 95%CI:1.05~1.21) 。 死因别过早死亡风险呈现相似的吸烟状况、体力活动水平、BMI及中心性肥胖分布 , 而饮酒状况分布存在不同 , 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者与全死因死亡类似 , 整体过早死亡率与饮酒量呈现“J”形关联且既往饮酒者过早死亡风险较高 , 而因呼吸系统疾病死亡者中既往饮酒者和日均饮酒量<15g者死亡风险较高(表2) 。
讨论
本研究利用CKB项目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 , 描述了我国10个地区近10万名56~69岁成年人在10年随访期间内过早死亡的发生和分布情况 。 结果发现 , 我国56~69岁成年人过早死亡率存在明显地区和人群差异 , 过早死亡的死因以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为主 , 且在农村、北方、男性及未婚者中更高;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体力活动水平越高 , 过早死亡风险越低;每日吸烟、过量饮酒、低体重、中心性肥胖均为过早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
国内外多项相关研究也观察到与本研究相似的过早死亡人群分布结果 。 美国关于因过早死亡(死亡年龄<75岁)所致潜在寿命损失年(yearsofpotentiallifelost , YPLL)的研究表明农村的YPLL更高[13] 。 伊朗关于过早死亡原因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 , 即相对于城市 , 农村居民过早死亡风险更高(HR=1.24 , 95%CI:1.14~1.36)[14] 。 这种城乡差异可能源于城市卫生医疗服务可及性较高、优质资源较为集中 , 更有利于因心脑血管疾病、呼吸衰竭等突发致死性疾病的救治等有关[13] 。 过早死亡率的南北差异 , 可能由于北方环境污染较南方严重[9] , 也可能与我国南北饮食差异有关 , 研究表明我国北部地区饮食偏咸 , 且面食和红肉摄入较多 , 而南方物产更丰富 , 对水产、新鲜水果蔬菜摄入更高 , 饮食质量是影响过早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15-16] 。